摘要：结合社区嵌入式服务的政策要求，基于社区公共服务合作生产机制框架对合作生产市场化的实践路径进行解析后发现，社区嵌入式服务并不局限于党建引领/居民参与的二元互动，市场力量的资源和效率优势同样可以被充分运用。通过治理结构的再组织化、治理过程的强协作化、治理共同体观念的包容化，合作生产市场化路径得以发挥更具正外部性的治理功能，推动公共服务基于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内在整合，在实现社区公共服务长效嵌入的同时，回归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制度体系。

关键词：社区嵌入式服务 合作生产 合作生产市场化 治理共同体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习近平在社区调研时强调：“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整合各种资源，增强社区公共服务能力。”[1]党和国家长期坚持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深化社区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实效，以共建共治共享切实提升社区公共服务质量。2023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实施方案》中提出，实施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在城市社区（小区）公共空间嵌入功能性设施和适配性服务，有利于推动优质普惠公共服务下基层、进社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文件还专门指出，鼓励包括居民在内的多元主体参与由政府主导的社区嵌入式服务的建设运营；该政策要求与合作生产模式（Coproduction）中强调政府与公民合作的公共服务理念高度契合，促进了国内学者关于合作生产模式本土化的积极探索。

合作生产基于公民与政府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的理论框架，是一种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的创新形式。其概念内涵的关键在于将公民角色从政府的顾客或用户拓展为公共服务的共同提供者和服务质量的共同负责者。该模式能够在政府与公民间建构起真正的互动合作关系，既超越了二者作为服务供给者与接受者的传统思维[3]，也内在契合于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自我服务理念。目前，学者们结合社区公共服务的实证经验，主要围绕社区合作生产的影响因素与价值塑造两个层面展开了研究。在影响因素层面，学者们主要从横向过程把握了社区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实践特征[4]，认为推动社区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影响因素涵盖居民参与、党组织引领和政社互动等三个维度，展现了社区合作生产实践中的生产逻辑：一是居民参与维度，激励动机、能力发展、感知反馈影响着个体的参与动机[5]，而利益权衡、互动体验、价值引领则是公众参与的动机归因[6]；二是党组织引领维度，启发、触动、压力、反馈机制有利于助推社区合作生产[7]，但也伴随着组织结构张力的潜在制约[8]；三是政府与社会互动维度，政社之间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不同类型的合作生产路径。在价值塑造层面，学者们深化了对合作生产概念中共同理念的理解与把握，认为在社区公共服务建设中引入合作生产实践，并非仅仅将其作为追求服务绩效或质量的政策工具，而是更注重由政府与居民之间合作互动实现公共服务的价值创造[9]，从而在社区服务的价值共创中提升居民对公共服务的获得感，强化社区治理效能[10]。

由此观之，以我国社区治理为主要镜鉴的合作生产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深入的实践认知，从概念辨析到因素阐释均逐渐朝着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和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命题回归，对认识和把握当前社区嵌入式服务发展和社区治理实践日渐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应明确的是，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形态是国家、社会和市场等多方力量共同影响的结果；其中，对作为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的合作生产机制如何运用好市场力量尽管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认识，即将合作生产作为公共资源交易实现基本公共价值的可行方案[11]，但在市场力量如何在具体实践中融入合作生产以发展完善社区嵌入式服务并深化社区治理能力这一问题上，仍有待更多实证观察与机理探讨。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深入剖析，本文将深入阐释合作生产机制运用市场力量发展社区嵌入式服务的机制路径，进而探讨其治理功能之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的契合逻辑，以期为我国社区公共服务创新和机制建设提供借鉴。

二、从志愿组织到自建企业：J社区家政公司案例呈现

本文案例源于笔者与课题组成员于2023年7月在湖北武汉江夏区的田野调查。其中，J社区是W街道开展省级基层治理创新实验的重要试点单位，社区治理效能显著，其治理创新案例曾多次荣获国家级和省级表彰，积累了丰富的治理创新经验，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一）案例背景：还建小区成立志愿服务队

江夏区W街道主要由集镇J社区及周边农村社区组成。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J社区新建了大量还建小区，部分村民通过“村改居”形式搬迁入住，成为新社区居民。调研发现，这些居民搬入新小区后，由于难以迅速适应城乡空间转换，保留了许多农村生活习惯，与城市小区的空间规范发生部分冲突，导致了一些公共治理问题，对J社区的管理提出了挑战。

社区“两委”通过入户走访、举办活动等途径发现，还建小区中不少住户家庭男性成员外出务工，女性成员或闲居在家或就近临时就业，生活自由度较高，因此参与社区组织的各类文化活动较为积极。于是，社区书记聚焦还建小区的生活习惯问题，将这些妇女组织起来，成立了以生活保洁为主要工作方向的保洁志愿队。队伍成员一方面为辖区高龄老人等困弱群体提供上门保洁志愿服务，另一方面也成为社区定期开展辖区公共卫生环境大扫除的主力军。志愿队成员彼此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友谊关系，社区每逢年底也通过荣誉表彰广泛宣传队员事迹。在获得居民认可的同时，志愿队对保持社区公共生活环境干净整洁这一要求的支持意愿也不断增强。此项活动不仅改善了还建小区生活空间的公共卫生环境，还带动了更多居民转变生活习惯，更使队员的自我认同感显著提升，成为社区开展治理活动的重要力量。

（二）创新过程：志愿服务的自建企业探索

在保洁志愿队运作逐渐成熟后，社区书记发现，这些参与保洁志愿服务的妇女多为中青年；由于年龄和家庭原因，大多难以在城乡结合部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待业在家的情况较为普遍。队员们长期以志愿者身份配合社区开展各项活动，但社区所能提供的帮助相对有限，这促使社区书记决定为这些妇女志愿者在志愿活动的基础上提供就业增收支持。经过市场分析，社区书记发现J社区及其周边新建了许多商品房小区和还建小区，大量居民对新房的“开荒”保洁有着强烈需求，但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家政服务市场存在明显缺口；同时，家政服务与保洁志愿队的业务方向一致，且能获得政府资源支持，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

基于此，社区书记在街道协助下积极与江夏区妇联对接沟通，得到区妇联大力支持，不仅主动为保洁队员提供免费的保洁和家政业务培训，还指导社区成立了家政服务公司。由于该公司属于社区自建企业，因此在劳务合同中专门规定了志愿服务条款，要求员工在开展市场业务之外，还需以志愿者身份参与社区相关志愿服务活动。家政公司所获收益除发放工资和确保公司运转外，也用于社区开展活动等实际需要。这一举措不仅极大提高了志愿队员进入家政公司和持续志愿服务的热情，也带动了更多周边待业妇女加入社区家政公司。大家在劳动派遣中获得报酬，也通过志愿服务收获社会尊重和同伴情谊，由此逐步实现了广泛志愿参与、妇女灵活就业和社区有效治理的内在统一。

三、从合作生产到市场化转型：社区嵌入式服务实践创新

上述案例中，从志愿服务到自建企业的J社区实践创新既与合作生产的形式路径不谋而合，也推动了社区公共服务模式在多方力量整合中实现长效嵌入的创新探索。结合社区公共服务既有研究，可以建立起合作生产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明确从合作生产到市场化转型的发展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合作生产市场化推动社区嵌入式服务的实践创新逻辑。

（一）促进社区公共服务实践的合作生产机制框架

尽管合作生产在字面上带有共同或合作（合作生产又译为共同生产）之意，但其实质含义特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合作生产中政府的合作对象既包含个体居民，也涵盖集体居民。在西方国家的社区实践中，合作生产机制通常表现为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的混合路径[12]，且个体行动的参与度远高于集体行动[13]。这是由于西方国家的社区合作生产实践往往遵循去政治化或去中心化路径，它具有两个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去政治化可能导致集体行动内部的不平等随着合作生产而持续，继而引发分配不满[14]；另一方面，去中心化的集体行动导致相关观察研究过度偏重于社区合作生产实践中的零散伙伴关系[15]，忽视了由此产生的整体性治理结构。

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在理解社区服务中的合作生产机制时，主要聚焦于作为政府神经末梢的社区与居民集体行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可归纳为纵向过程与横向要素两个维度。从纵向过程看，学者们将合作生产机制描述为个体与结构在催化、激励与反馈中形成自在闭环的发生路径[16]，认为社区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机制是一个由行动到结果循环往复的治理过程。从横向要素看，已有研究主要从制度、价值、资源、互动等四个方面[17]对合作生产机制的框架要素进行了界定。总体而言，我国社区公共服务模式还处于广泛探索阶段，如何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指导下阐释社区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机制仍有待深入探索。综合国内外已有研究，本文认为，应将合作生产机制的纵向过程与横向要素结合起来，聚焦社区公共服务实践归纳出更为全面的合作生产机制框架：一方面，社区组织通过价值引导与资源衔接的催化与激励，积极影响主体的行动逻辑；另一方面，受价值催化和资源激励影响的居民主体以实际行动对社区组织形成反馈，使社区组织与居民围绕合作生产形塑互动结构。由此，组织结构与主体行动在价值引导和资源衔接过程中，以催化、激励、反馈形成合作生产的路径闭环。这为理解我国社区公共服务中合作生产何以循环递进与内在调节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见图1）。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结合上述案例对合作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逻辑展开详细阐释，进而呈现社区嵌入式服务有效整合市场力量的实践创新逻辑。

（二）合作生产市场化的社区嵌入式服务实践创新

从当前的社区嵌入式服务实践看，社会企业以其自身所兼具的公益、商业、合作逻辑，已经成为社区嵌入式服务的重要参与力量。不过，与直接引入社会企业这一市场主体的经验模式[18]不同的是，本文观察到的经验现象表现为，为确保志愿服务长效嵌入社区公共服务，社区“两委”以仿企业化的方法[19]对该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生产实践机制进行改造，通过导入市场力量优化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原有资源，使社区公共服务在党建引领下强化了居民的参与黏性和生产能动性。这种实践探索之所以行之有效，关键原因在于合作生产机制与社区嵌入式服务的政策目标之间的深层契合，即依托合理运营模式的探索与构建，在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之间形成广泛可持续的社区公共服务共建机制。在此基础上，合作生产机制进一步利用市场力量的资源和效率优势，使党建引领居民参与不再局限于国家与社会主体的二元互动；这种兼具公益性和营利性的合作生产实践，不仅与社会企业的运作逻辑殊途同归，而且以党建引领实现了微观社区场域中国家、社会和市场三方力量的有序整合，推动了社区嵌入式服务的创新发展。上述案例的经验现象可称之为合作生产的市场化转型路径，结合社区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机制框架，可以明晰其在社区嵌入式服务中的实践创新逻辑。

具体而言，从合作生产机制的纵向过程看，主体与组织的关系无论呈现为社区社会组织还是社区家政公司，其催化、激励到反馈的发生路径均具有一致性。在保洁志愿队期间，成员由社区统一带动，社区以认同并参与志愿服务作为引导成员价值的重要基础并运用社区自有资源对优秀行为进行适当激励，以催化其形成相应的价值认同；成员则以积极有序参与志愿活动对既有组织结构形成正向反馈，由此实现了合作生产机制的路径闭环。相似地，在社区家政公司期间，成员同样是在公司的资源催化和价值激励中以自身态度和行动与公司的组织结构之间形成有效信息反馈，达成了合作生产机制的纵向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当该组织由保洁志愿队转型为社区家政公司后，在市场机制影响下，合作生产机制的横向要素发生了明显变化（见表1）。

一是组织结构由松散的社区社会组织转变为精细的社区自建企业。这一转变尽管并未影响党建引领居民参与的基本结构，但在精细化层面有了巨大飞跃。一方面表现为组织运转规范化程度的提升。在保洁志愿队期间，该组织缺乏固定的活动场所和组织规范，完全依靠社区两委和组织成员的日常互动建立起必要联系。转变为家政公司后，社区将原先的居委会旧址腾挪出来作为企业办事机构所在地，并与成员们共同协商制定了公司基本规范，细化了公司的业务范围、各类服务流程与行为准则，使组织的规范化程度明显增强。另一方面，组织自身的专业化建设也在持续强化。为避免陷入财务或劳务纠纷，社区家政公司基于专业培训，引入财务管理、人员管理等基本企业管理办法，原有相对松散的组织架构变得更加严密，组织结构的专业化程度也有了明显提升，使得社区社会组织的运营模式更加长效可持续。

二是价值引导由单纯的志愿参与认同转向复合的企业文化认同。社区家政公司在价值层面既支持其成员通过市场机制获取劳动报酬，同时也通过签订劳务合同使所有成员必须参与社区开展的公益性保洁服务。对组织的老成员来说，该举措既能从观念上鼓励其在志愿服务之外通过市场化劳动获取薪酬，也能从情感上作为社区对其长期参与社区志愿活动的答谢；对于新加入的成员而言，公益服务要求使其在积极赚取劳动报酬之外，也在社区自有的激励举措下逐渐增强对参与志愿服务的认同度。总之，兼顾公益性与营利性的复合企业文化有助于引导成员们逐步形成新的多层次价值认同。

三是资源衔接从单一的社区自有资源拓展为社区与市场的资源叠加。与一般企业不同的是，社区家政公司一方面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显著提升组织成员的参与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能依托社区自有资源引导成员参与公益服务。社区自有资源除年终表彰外，一方面根据大多数成员父母也居住在本辖区的特点，通过举办老年人集体生日、上门保洁等活动将所有成员父母纳入其中；另一方面也将社区的婴幼儿亲子服务和青少年暑期托管班与居民参与志愿活动时长挂钩，使大多数成员的子女均能免费获取。换言之，社区将自有的公共服务资源作为成员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服务的正向激励，在社区和市场的双重资源激励下切实增强了成员的参与意愿。

四是主体行动从吸引少数居民的先进动员型演化为面向多数居民的契约保障型。保洁志愿队的成立源于社区在组织活动过程中发掘出一批热爱公共活动的积极分子，尽管这一方式有效动员了一部分居民参与公共服务，但在该模式下参与合作生产的居民仍是少数。当保洁志愿队转变为社区家政公司后，该组织不再只具备单纯的志愿服务属性，其营利属性吸引了更多情况类似的居民参与其中，使其成为社区中青年妇女灵活就业的保障性组织。面对更多的居民参与，该组织也改变了原先的管理办法，即以签订契约而非熟人动员或情感联络的方式开展人员管理，引导成员按照合同要求有序行动。

相较于社区嵌入式服务的政策要求，该案例中的社区志愿组织虽然还存在嵌入紧密度不足、参与和服务覆盖效果有限等问题；但得益于合作生产市场化的路径探索，其已经实现了组织架构由松散趋向严密、所承载的价值和资源由单一趋向多元、面向的居民主体由少数联动趋向多数参与，从而使得该志愿组织从人员到组织均更加可持续地嵌入到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之中。在合作生产市场化路径下，社区嵌入式服务不仅以党建引领逐步实现了国家、社会和市场力量的有机融合，其在创新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同时，也促进了居民公共参与和社区治理机制的再转型，为社区治理功能从机制创新到效能增益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从创新到增益：合作生产市场化的社区治理功能探析

社区是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单元，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是社区治理工作的重要维度[20]。对于合作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路径而言，尽管其从商业角度或无法保证最优的市场效率，但在公共服务和治理功能方面，其通过整合国家、社会、市场多方力量，创新实现社区公共服务长效嵌入的同时，更进一步带动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功能的实际增益，并朝向以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为价值目标不断迈进。

第一，从治理结构看，合作生产市场化推动了社区集体行动的再组织化。一方面，这种再组织化表现为社区治理在市场机制的加持下实现了面向社会化整合的进一步扩展。理论上，再组织化表现为在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框架内，对社会主体重新趋向组织化整合的实践特征，其核心在于激活基层治理的社会化属性，将社会力量有效整合于基层治理结构[21]，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机协调和良性互动。基于合作生产形式的本土研究以其价值依归，天然聚焦探索社区治理如何从实践层面推动再组织化进程的实施开展，尤其关注党群、干群之间集体行动的再组织化机理。然而，立足社区治理实际，在国家与社会力量之外，市场力量早已长期存在于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对社区治理的再组织化机制建设已具有显著影响[22]。合作生产市场化路径使社区社会组织在整合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市场力量纳入其中作为辅助社区强化组织自身社会化整合能力的重要支撑，在价值激励和资源催化中推动再组织化实现了面向社会多元主体的进一步渗透与延伸，并在社区治理结构的再组织化转型中推动构建了国家、社会和市场等多方力量的协调互动。

另一方面，基于合作生产市场化路径，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再组织形态表现为党建引领下外部市场驱动与内部社会资本互联的具体结构特征，切实增强了再组织化的内在凝聚力。如上文案例所示，得益于市场力量的辅助推动，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由此具备了吸引居民参与合作生产机制的关键动力。当居民以成员身份加入后，成员之间的互动既遵循市场供需要求，也通过公益性的志愿服务强化彼此间的合作联系，以长期协作推动结成信任关系。例如，调研发现，该家政公司成员的志愿服务活动往往是几个朋友之间相互结伴合作完成的，且这种结伴还体现为对社区其他文娱活动的频繁共同参与。成员们通过公司安排的志愿活动结识为伙伴，并以情感联结的延续性和渗透性将这种伙伴关系发展到日常生活领域[23]，使组织内部凝聚起更加稳固的社会资本，逐步达成社区公共服务再组织化内外结构的良性互动。在这其中，社区党组织是促成上述结构形成的核心力量，依托其组织功能，国家、社会与市场力量得以有机整合并以社区自建企业的方式良性运转，以合作生产市场化的机制路径推进了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创新以及社区治理结构的再组织化转型。

第二，从治理过程看，合作生产市场化促进了社区组织运行的强协作化。在上文案例中，此前社区社会组织的运行过程由于成员之间关系相对松散、灵活，导致协作关系的可持续性较弱；社区自建企业的成员关系则更为紧密、稳定，协作关系的可持续性因而更强。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组织成员之间的强协作关系。这一关系既通过社区自建企业内部的生产规范得以强化，更基于成员之间的日常互动与彼此信任不断深化，促进了成员之间的有序协作。二是社区党组织与社区组织成员之间的强协作关系。结合案例看，J社区党组织充分发挥了其整合辖区资源的自身优势：一方面，将社区自有资源与市场资源相结合，使之作为稳定组织成员协同参与的利益基础；另一方面，把面向辖区居民的自有资源转变为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公共服务的激励动能。由此，社区组织成员在积极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同时，由社区党组织在机制框架内为其提供其他领域的公共服务，并运用市场力量使其获取相应劳动报酬，从而以更强的党群、干群协作关系优化了社区社会组织运作的可持续性，推动构建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协作模式和治理机制，有助于社区治理质量的优化与提升。

第三，从治理观念看，合作生产市场化实现了治理共同体价值的包容化。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微观研究中，社区治理的共同体实践多聚焦于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内在互动[24]。市场力量作为社会调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加高效合理地融入社区治理共同体，促进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与市场力量以怎样的方式介入社区治理密切相关。当前运用市场力量的主流模式是以服务购买方式改善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水平，且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然而，对旨在构建治理共同体的目标而言，仅把市场力量作为改善公共服务质量的手段，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共建共治共享这一价值观念的想象和实践空间，且极易使城市居民服务的购买逻辑陷入原子化的消费主义窠臼[25]。在本文案例中，社区以成立自建企业的方式创新合作生产机制，关键在于社区党组织对市场力量的整合与转化，并借由后者将居民由单纯的公共服务消费者拓展为积极的公共服务生产者；在调动更多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同时，使市场力量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了更加积极的角色，由此拓宽了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价值基础，以更加包容化的务实态度推动了市场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进路。

由此可见，合作生产市场化路径不仅以实践创新发展了社区嵌入式服务，更在党建引领下，以多方力量的有机融合促进着社区治理结构、治理过程、治理观念等方面的深度发展，逐步推动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功能实现，为促进国家、社会、市场力量在社区场域下的微观互动与高效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行进路。

五、总结与讨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形式与路径的不断更新，优化社会领域的组织和体系，为人民的生产生活创造更加美好的社会条件和组织形态，从而迈向更加完善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6]，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成为推动社会建设、提升生活品质的决定性力量。在这一意义上，合作生产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与其高度契合，即由社区党建引领构建起政府与居民的合作互动机制，在共同的集体行动中，使居民既作为社区公共服务的购买者与享用者，也成为公共服务的生产者与共同责任人。与此同时，在市场力量通过多渠道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在实践层面对其进行有效整合，提升合作生产机制的治理价值，显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命题。

本文基于对社区自建企业这一典型案例的深度观察，通过构建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合作生产机制框架，提出了合作生产市场化推动社区嵌入式服务的实践创新逻辑，探讨了其对社区治理功能的实际增益；特别关注了市场力量在融入社区公共服务合作生产机制中所具有的正外部性治理功能，使社区嵌入式服务模式在进一步整合国家、社会、市场多方力量的基础上，回归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制度体系之中，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区治理路径。在此基础上，本文仍有两方面内容需作重点讨论。

一方面，嵌入式服务作为当前国家层面为改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所提出的新政策和新模式，如何结合社区治理的实际情况对其加以广泛运用，是地方乃至基层政府能否使政策有效落地的关键。从既有研究看，通过发展社会企业的方式引入第三方运营，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公益性策略为居民提供就近民生服务是当前推动社区嵌入式服务的主流形态。然而，本文基于合作生产的分析框架并结合案例考察发现，在党建引领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中，同样可以通过引入市场力量发展出与前者相似的社会企业，并使其成为社区嵌入式服务的重要载体。该路径的优势在于，由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而来的社区自建社会企业本质上便是一种公益组织，商业化或市场化仅是其有效激励和引导组织成员共同参与的工具手段。即使企业暂时没有商业业务，其成员仍会以志愿服务方式满足居民需求，从而强化了这种社区嵌入式服务的供给韧性。然而，也应明确，这种由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而来的社区自建企业必须以居民需求为重点，立足实际开展公共服务模式创新，而非简单“嫁接”上述治理模式造成水土不服，以致适得其反。

另一方面，如何将市场力量更好运用于社区治理的既有制度框架仍需广泛实践与探索。调研发现，尽管城市社区与农村相比能够获取相对更多的地方财政支持，然而在与市场力量的衔接与运用上，除依托职能部门引入第三方机构外，仅有少部分城市社区能够主动探索与市场力量互动的公益性机制，相较于农村仍缺乏较为成熟的市场化合作路径。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城市社区在上级拨付的既有资源之外积极衔接市场资源有着重要意义，即能够显著缓解自身的资源压力并提升社区公共服务质量和治理效能。在本案例中，尽管合作生产市场化的实践探索为社区运用市场力量提供了新的资源衔接与治理方案，不过其作为个案的运作时间仍较为有限，如何在当前社区治理的既有制度框架内逐渐形成合理高效的市场资源衔接与规范使用机制，实现营利性与公益性，乃至可持续性的内在平衡，仍需进一步观察。

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5年第2期。

作者简介：赵益晨，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博士生研究生；张大维，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