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功能是政党政治的重要议题，也是认识政党特性的重要基础。与西方国家政党的单一性功能相比，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包括政治领导、政治组织、政治动员、政治宣传和政治凝聚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以及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建设相结合而不断发展出来的政治特质。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功能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要遵循理论、历史和实践三重逻辑。这三重逻辑有机联系，共同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的独特性与先进性。从三重逻辑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可以为“增进党的政治功能”和“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新时代实践提供认识论支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认识逻辑；理论内涵

中共二十大报告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其中，“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织功能”是这一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由此而言，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是中共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也是建设一个强有力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前提。与西方国家政党的功能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的内容更为丰富、内涵更为深刻，且具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认识是实践的基础。只有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才能在实践中切实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新课题。

一、认识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的独特性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关键词，政党的发展伴随着现代政治发展的全过程。政党是一定社会集团中有着共同政治意愿的人们自愿结合在一起、以取得政治权力为首要目标的政治组织。而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性组织是政党的基本特性。从全世界来看，政党在现代政治发展中发挥着中心环节的作用，这与政党的政治功能是紧密联系的。政党的政治功能不仅决定着特定的政党组织的能力，也影响着特定的政党所属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发展方向。所以说，政党的政治功能既是认识和理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政党的基础，也是政党政治学的核心研究议题。

从西方政党的发展史来看，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根源于1640年代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的议会制政治内部的利益冲突和政治对立。在国家与政党的产生次序上，先有现代的资产阶级国家，后有政党。政党是调适和缓和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冲突的工具，其所代表的是社会中一部分人或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因而李普塞特将政党视为“冲突的力量与整合的工具”。基于西方欧美国家政党的发展路径以及国家政治情境，萨托利、欧内斯特·巴克、罗塞尔·达尔顿、瓦滕伯格、巴托里尼、梅尔等众多西方学者对政党的政治功能展开研究。其中，萨托利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指出，政党首先且最主要的是表达的手段：它们是工具，是代理机构，通过表达人民的需求而代表他们。巴克进一步对政党的功能作了经典评价：“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如果换一种表达方式，政党就是把社会中思考和讨论的水流导入政治体制的水车并使之运转的导管和水闸。”当然，也有西方学者将政治录用视为政党的功能之一：“录用当选者和任命职位被普遍认为是政党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政党所具备的政治录用功能是由政党基于在政坛进一步实践其代表功能而衍生出来的功能。但归根结底，在西方国家，政党的主要政治功能是政治代表功能，通过选举和表达得以体现。这种功能的实现立足于西方政党多元主义的政治体制和利益集团化的社会土壤，也基于西方作为“部分利益”政党的客观事实基础。政党只是现代国家发展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其核心和全部。由此也决定了，政党是基于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其功能只能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治体制延续的调节剂和缓冲带，而绝不可能肩负起推进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和人类解放的高级使命。因此，政党自身的建设并不构成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根本性议程，政党政治功能的完善与发展更不构成政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正因如此，西方政党从产生到现在，经过了300多年时间，其功能仍然只是简单化的选举工具。

从中国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于现代国家之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天然地具有建构现代国家的政治使命。在功能上，中国共产党不乏世界上大多数政党的普遍性功能，即表达和代表的功能。但与西方政党代表“部分利益”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整体利益”的政党，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之时，就将自己视为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与西方政党组织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有的只是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并以此作为政治理想。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这一政治理想又具体化为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见，在性质、目标、理想等方面，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都有着本质性的不同。这种本质性的差异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的独特性。

关于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国内研究文献给出了很多种解释。从社会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承载着社会转型和自身转型的双重任务，承担着整合社会和引导社会的功能。从百年党史看，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革命型政党到革命型执政党、再到治理型政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是新时代党的重要功能，包括国家治理、社会基层治理、国企公司治理等方面。从基层党组织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有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进改革发展。从代表功能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功能是“通过‘代表’去实现人民客观存在的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从“性质—角色—地位—功能”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不仅具有“代表与表达”功能，还有包括整合、分配与引领在内的新功从与西方政党功能的比较看，中国共产党具有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功能，包括组织功能、领导功能、表率功能、规范和约束功能。立足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有多种认识，但众多解释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共产党与西式政党具有本质性差别，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具有显著的独特性。

政治属性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属性，政治功能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功能。《中国共产党章程》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表述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属性，而且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包括政治领导功能、政治组织功能、政治动员功能、政治宣传功能和政治凝聚功能。五大功能是有机联系、互为一体的关系，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政治功能。这些独特性的政治功能把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的其他政党区别开来，使中国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典型代表。

正是中国共产党独特性的政治功能，使其成功地引领了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进程，并实现了双重超越。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政治功能构成中国共产党在“第一个百年”奋斗征程中所创造的政党奇迹和中国奇迹的决定要素：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与壮大，将自身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并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政治功能实现了两大超越：一是超越了西式政党的单一功能形态，发展出了更具先进性、纯洁性和丰富性的政党政治功能；二是超越了苏联社会主义政党因政治功能弱化而丢掉执政权的历史实践，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不断完善和强化，为党的长期执政权提供了保障。因此，在理论上，西方政党政治理论既不能解释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新型政党类型的政治功能，更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何来、为何以及如何发展等根本性问题。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是党的政治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课题。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功能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以及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国情所决定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也要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重维度展开。只有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才能认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本质性区别，进而为“增进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新时代实践提供认识论支撑。

二、认识中国共产党

政治功能的理论逻辑

中国共产党是有理论武器的政党，是有理想信念的政党，是有使命担当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国和治党治国的依据，也是认识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的理论基点。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的决定因素

政党的性质决定着政党的政治功能。在政党性质上，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党组织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最鲜明的属性是革命性和阶级性。革命性以阶级性为基础，阶级性为革命性提供支撑力量。与产生于国家政治体制之内的议会型政党不同，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于国家政治体制之外的社会大众，以无产阶级作为政党的阶级基础，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因而，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是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性政党。无产阶级是被统治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共产党要为无产阶级争取利益，就要与统治阶级进行斗争。因此，共产党既是团结和组织无产阶级的组织，也是带领无产阶级同处于统治阶级地位的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组织武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列宁指出：“党的任务是作为导师和领袖，带领群众前进，夺取政权，指导并组织新制度，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党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可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性决定了共产党的政治任务是领导和组织无产阶级进行政治革命，推翻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国家机器。“以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新政权”的政治任务则进一步决定了共产党组织必须具备“领导和组织无产阶级，并向他们宣传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思想，以凝聚起一个强大的阶级力量”的政治功能。而领导和组织政治革命是共产党政治功能的集中性体现。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和国家理论，在中国大地领导和组织革命运动，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权。具体而言就是，直接打破延续了2000多年的专制政治体制，结束地方割据军阀的统治，建立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新型政权，建构一个与传统国家完全不同的新型的现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此，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绝不是像西方政党那样对现有的国家政治体制进行调适、修补和改良，而是要领导革命、摧毁旧政权，并建立新政权。但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目的，仅靠数量不多的中国共产党人是远远不够的。在数量上占据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工人是革命的力量源泉。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组织的力量和手段，领导和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凝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建立新政权的革命力量。正如列宁所言：“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而要使工农阶级参与到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之中，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向工农阶级宣传党的革命纲领和主张，组织和动员工农阶级参与革命，并以党组织为核心凝聚起工农力量，进而巩固党组织的群众基础和革命基础。当然，在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才能保证中国革命沿着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方向发展。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最根本的性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决定了其必须具备领导革命、组织革命、宣传革命、动员革命和凝聚革命力量的政治功能。反过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过程又强化了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并进一步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的属性、内涵。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目标的过程中充分发挥领导、组织、动员、宣传、凝聚等政治功能，才顺利地夺取了全国性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新型现代国家的建构，并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二）作为执政党的政治属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

夺取政权、建立新国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终极目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夺取政权只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阶段性历史使命。而实现最高目标，须首先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为基础条件。由此，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要夺取政权、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更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共同的政治理想与追求。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关于“新世界”，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强调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政权建立后，更要领导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因而，中国共产党在夺取了国家政权并建立了新型社会主义国家之后，便从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任何政党都有政治属性，都有自己的政治使命、政治目标、政治追求。”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这一鲜明的政治属性不仅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政治性，而且决定并规定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

一是执政党的政治地位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功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执政党的政治地位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领导者。列宁特别重视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功能，并指出，“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是全面的、长期的，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均须发挥其政治领导功能。中国共产党全面的政治领导功能可以确保党建设的“新世界”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地看，在先锋党创建的新型国家中，若少了“头脑”，国家不仅会失去方向和动能，而且政体性质、制度逻辑和组织价值都将发生颠覆性翻转，所谓新型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共产党“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要善于在群众走向和转向新立场的过程中领导他们”。由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领导力量，不仅具有而且必须始终不断增强政治领导功能。这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政治地位的实践体现，也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核心要素。

二是执政党的政治立场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更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以为人民服务为党的宗旨，执政为民，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怎样有效代表人民利益、如何高质量实现人民利益，则要求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组织体系延伸到人民群众之中，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信赖的人民性政党，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倾听民意，将人民利益凝聚成“最大公约数”。人民性的执政立场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必须具备领导人民、组织人民和凝聚民心的政治功能。

三是执政党的政治路线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实现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理想，必须依靠一系列科学的政治路线。在现代国家建构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和执行各种行动路线及方针政策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政治发展道路。党的政治路线“明确了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具体政治目标，集中反映了党的纲领所确定的政治方向”。但政治路线只有得到人民的认可和拥护，才能推进“党领导建设一个新型国家”的伟大事业。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具备组织、动员、宣传和凝聚的政治功能。对此，列宁高度重视共产党的群众教育工作，认为“党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个称号”。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必须以高度组织力向人民群众宣传执政路线和执政理念，最大化获得人民的认同，组织和动员人民参与到党的执政奋斗目标伟大进程之中，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导向和发展进程顺应党的总政治方针。

四是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无产阶级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即为群众基础。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一个新型国家、治理国家的基础。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具备政治组织和政治凝聚的功能。一方面，党要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带进由其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国家政治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党要融入人民群众之中，成为人民群众的整合性力量，把人民群众凝聚成具有高度政党认同的政治力量。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可见，中国共产党要想长期执政就必须不断强化政治组织和凝聚功能。

三、认识中国共产党政治

功能的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的历史社会土壤中创立、发展并不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政治功能也是在党领导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塑造、不断发展并丰富起来的政治特性。全面、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很有必要重新回到中国历史情景，循着历史发展逻辑而展开。

（一）建构新型现代国家的历史社会基础决定了党的政治功能

一个国家的社会土壤及其社会制度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社会形态。中国传统时期的经济社会形态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起点和进程。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要实现新型现代国家建构的政治目标，必须立足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其面临的是一个由亿万小农所组成的传统农业文明社会。小农社会不仅是一个分散性的社会，而且是一个缺乏现代国家概念及其政治意识的社会。毛泽东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之上力求突破历史局限性，谋求建构一个新型现代国家，而这必须使亿万小农从思想上产生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从经济上要求发展现代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由此成为认同共产党政治理念的阶级力量；与此同时，必须将“一盘散沙”的小农社会整合起来，使农民聚合成一股稳定的且高度组织化的政治力量。也就是说，必须将无阶级意识的农民转变为认同共产党、并被共产党高度组织起来的农民阶级，中国共产党才具有稳固的阶级基础，进而才可能通过领导无产阶级以革命的方式打碎旧政权统治基础，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

《共产党宣言》强调，建立共产党的目的是“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说明，“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建构新型国家的第一步。而要使文化程度低、长期远离国家政治的亿万小农成为农民阶级，首先需要唤醒和激发其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这需要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和教育功能。在革命之初，中国共产党向农村地区派遣了大量党员，通过农民夜校等形式向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宣讲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使农民意识到自己是被压迫阶级，以此逐渐地将小农社会塑造为一个有阶级意识的政治社会，并进而成为党的阶级基础和革命力量。对此，列宁认为，工人并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只能依靠那些有觉悟的先进分子从外面加以“灌输”。由此，宣传和教育功能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政治功能之一。为了更好地发挥政治宣传和教育功能，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工农群众进行政治宣传和教育，早期就成立了专门的宣传部门，成为党向农民社会输入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的重要手段。

但仅仅向农民宣传党的思想和主张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动员农民参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才能将农民阶级凝聚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变革力量。亨廷顿认为：“一个政党如果想首先成为群众性的组织，进而成为政府的稳固基础，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组织扩展到农村地区。政党是一个现代化的组织，为成功计，它又必须把传统的农村组织起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清晰地认识到组织的重要性。1923年，中共三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指出：“至于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因而，被派往农村的党员在宣传党的思想的过程中，有计划地引导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妇女组织、青年组织和武装斗争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将大批农民先进分子纳入党培养的积极分子，并逐渐发展为党员，从而在农村建立党组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功能使党迅速在农村社会建立了组织阵地，以党组织实现了农民的组织化，而且将无政党的农村社会塑造为一个被政党高度组织化的政党社会。在此基础上，广大农村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动员功能、政治凝聚功能，动员广大农民积极参与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运动，在政治上将农民群众凝聚成中国共产党稳固的支持力量，从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构新型国家提供了社会支撑和阶级动力。

百年党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组织动员能力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资源，就无法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具备的领导、组织、宣传、动员和凝聚等政治功能是实现新型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能力的话，那么实现新型现代国家建构所面临的历史社会基础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的决定性要素。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功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社会基础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在发挥这些政治功能的过程中，不仅将传统小农社会塑造和凝聚为一个认同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阶级社会，而且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建构新型现代国家提供了巨大社会动力。

（二）领导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取决于党的政治功能

中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与开启现代化建设之路，是通过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方式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开启了领导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全新历史进程。改造传统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社会基础，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及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与社会主义国家相对称的经济社会形态、文化基础以及政权体制不会在新成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自然而然地出现，需要中国共产党继续凭借其独特的政治功能和领导与治理方式来实现。

将权力集中于国家政权，国家权力通过政权体系有效地渗透于社会，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在中国，实现这一点完全依赖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解决了国家权力的统一集中问题，“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但是获得土地的农民仍然处于分散化状态，不能统一为现代国家的建设者，仅仅依靠为数不多的土改工作队将农民组织起来是有限的。为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的改造和整合，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行合作化运动，建立了人民公社体制。“政社合一”公社体制的确立及运行对社会的组织性有较高的要求。对于刚迈进现代国家建设门槛的中国来说，要满足这种要求就必须发挥和强化党领导和组织社会的功能。党组织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从乡延伸至村，在每个村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人民公社体制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党组织的建设，而且进一步明确了党组织的核心地位。”“支部建在村庄”使得政党将分散的农民有效组织起来，并通过政党的动员、宣传和凝聚，使广大农民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农业经济活动，进而支撑了城市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在一个高度分散的农村社会迅速建立，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组织性密切相关。”同样，在城市以单位作为基层政治组织单元，并在单位设立基层党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动员城市群众积极投入到国家各项建设事业之中。亨廷顿认为，“‘动员’和‘组织’，这两个共产党政治行动的孪生口号，精确地指明了增强政党力量之路。能一身而二任的政党和政党体系可使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二者并行不悖”。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能够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并通过编制“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推进社会主义国家农业发展和工业经济体系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功能及其运行体制高效运转是分不开的。人民公社时期，城市和农村本身就是一个被执政党高度组织和凝聚起来的政治社会，执政党是引领城乡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核心。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国家规模超大、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落后、底子薄且不平衡。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现在，每一个党员、团员，每一个爱国的公民，都必须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一切力量。”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反思历史经验和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方式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小康社会”“共同富裕”等战略论断，并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方向，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在党的领导下稳步前进。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突出政治功能”放在党的政治建设的首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脱贫攻坚放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同时，制定并实施了“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乡村振兴战略等，加速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水平和质量。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作用贯穿在‘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全过程之中。”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领导者，居于核心地位，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分不开的，更与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功能是分不开的。这期间，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提升执政能力，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上下一致发挥党的政治领导功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共同发展，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同时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政治发展格局，而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审时度势，全面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根基和执政能力。

（三）不断增强党的政治功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内涵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历史地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寻找中国国家转型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出来的本土化现代化发展之路。无论是革命、建设、改革时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核心因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增强党的政治功能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内涵和需要。如此，可以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世界情势决定着增强党的政治功能是时代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在世界各国寻求实现现代化的全球浪潮中自主探索和创新现代化实践、加强与全世界各国现代化良性互动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是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连续不断的风险挑战，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须营造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和相对安定的外部世界环境。“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强大的政党能够创造和保证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安定政治局面。中国式现代化对政治体系的稳定性有着较高的要求，这种要求需要极大地增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动员、凝聚等政治功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稳定的政治体系和安定的社会基础，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政治武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政治机制运行基础。

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与建立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基础之上的西式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最根本的要求以及最大的政治方向。如果偏离了这一最根本的政治方向，中国式现代化也会发生偏离。习近平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而，在新时代新征程，要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发展方向，就必须由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在国家治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教育、军事等每一个领域的现代化之中，都要求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功能，进而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邓小平特别强调：“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国情要求不断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始终面临着“人口规模巨大、地域发展差异大”这一现代化的大国难题。这是无法改变的基本国情，而且这样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系统的工程。亦即国家规模越大，实现现代化的难度越高。因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国情需要有一个具有强大功能的政党——可以有效地将规模大国的地域与人口组织、动员、整合和凝聚起来，统筹调配资源，实现东、中、西部均衡性发展。有学者指出：“在革命政党领导下走自主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特别需要一个具有强大领导力、执政力、组织力和强烈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的政党来主导。”中国共产党具备独特的领导力，其政治功能不仅可以通过不断调适和深化改革来化解规模大国现代化建设存在的难题，而且可以将不利的影响因素转换成促发展的规模性力量。

四、认识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的实践逻辑

不断增强党的政治功能，既是政治话语，也是实践话语。以往的实践已显现并彰显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未来应在如下方面提升执政党正确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定力与决策力。

（一）基层社会的转型要求强化党的政治功能

社会的现代化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与西方国家“在一个现代市民社会基础上成长出一个现代国家”的路径不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建立在以分散小农为主体的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之上，因而现代社会的建构内含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容之中。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展开的。社会的组织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现代社会建设的领导者和实施者，面临着何以有效“组织社会”的问题。在人民公社时期，为了更好地组织农民群众，建构了“公社—大队—小队”这一“政社合一”的三级组织体系，将农村社会组织成为一个高度集体化的社会；同时，在村庄（大队）建立党支部，让党组织成为组织社会的核心主体和纽带。在城市，则以“单位”来组织城市居民。单位作为一元化的整合工具成为城市中的基本单元。在单位建立党组织，党成为组织单位社会的纽带。但无论是集体化时期的农村还是城市，公社集体、单位都只是政党组织社会的形式，其实质都是政党组织社会、政党建构社会。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党组织是城乡基层社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城乡体制改革，城乡社会二元结构急剧转型，城乡社会的组织形式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如农村从高度政治化的集体社会转向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实现基层民主、村民自治的新集体社会。一方面，“党支部建在队上”延续下来，并演变为“党支部建在村上、党小组建在组上”，政党继续成为组织社会的政治主体。另一方面，因市场化带来的农民工浪潮使农村社会趋于原子化、流动化和留守化，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在城乡之间频繁流动，而且农民党员也在流动。尤其是农村社会在经历了大规模的合村并组浪潮之后，原本距离农民较近的村、组成为距离农民较远的组织层级，在村、组之下还有自然村落、自然湾落，这一层级聚集着大量的农民，是农民的社区化生活单位。而党组织体系是沿着“村—组”体系设立的，并未全覆盖农民最近的生活层次，导致政党组织在农村社会出现“最后一公里”问题。而农村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出现诸如合作社、农场等新的经济社会组织，农村社会主体趋于多样化。在城市，伴随着单位体制的改革与解体以及住宅商品化，城市“单位社会”逐渐走向“社区社会”“小区社会”。城市居民的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高度分离，故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催生出新的组织空间和组织形式、新的经济业态和主体以及新的经济社会组织。城市社会主体趋于多样化，社会结构也趋于复杂化，大量社会主体外在于党的组织网络。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社会的现代化都是一个逐渐复杂化、多样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基层社会急剧转型，并在新时代表现出新的特征。但无论如何转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性质不能改变。要保证这一点，政党就必须根据现代国家建设需要以新的方式“组织社会”。否则，就会出现游离于政党组织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之外的“缝隙”或“板结”，进而威胁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稳定性。习近平特别重视这一点，指出：“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政党—国家政治的最大优点是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有效组织社会取得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使命型政党。所以要将流动化和分散化的城乡社会“再组织”起来，使城乡民众紧紧团结在基层党组织周围，形成国家建设需要的合心力和创新力，而这依赖于强大的政党功能。只有不断增强党组织的领导、动员、组织和凝聚功能，才能在推进政党社会化和群众化的过程中推进“党群共治社会”。党的政治功能越强，其领导社会、组织社会、动员社会和凝聚社会的能力才会越强，才能在“再组织社会”的基础上将中国城乡社会建构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主义社会。

（二）基层是不断增强党的政治功能的基础单元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体系化、结构化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组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之一，也是其区别于西方政党的重要因素。“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形成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从党的政治功能的角度来看，基层是不断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的基础单元。因而，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增强党的政治功能。

在组织体系上，基层党组织可谓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的末梢，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也直接决定着中国共产党整体性的政治功能。从整体上看，执政党组织具有“主干—经络—细胞”三位一体的结构：包括各级党委体系，基层党组织和党组以及作为组织微观细胞的党员。中国共产党的整体性政治功能是由中央、地方、基层三个层级的党组织的政治功能组成的，所以这三个层级的党组织政治功能是上下贯通、有机一体的。由于基层党组织直接面对人民群众，是贯彻和执行党的意志的主体，因而完备的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是中国共产党整体性政治功能体系的关键部分，也是基础部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说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直接决定着中国共产党整体性的政治功能。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越强，其贯彻和执行党的意志能力就越强，中国共产党整体的政治功能也就越强。如此说来，完备的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建设构成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在基层党组织。

在执政根基上，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与基层社会民众直接联系的枢纽，直接决定着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密切与否。中国社会的组织模式是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网络为纽带和主干来实现的，党对中国社会具有“团结带领”功能。进而言之，基层党组织是执政党联系群众、组织社会的直接主体。与西方“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模式不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结构性要素。基层党组织独特的领导、组织、动员、宣传和凝聚等政治功能不仅将多样化的社会民众组织起来，而且将国家与社会深度融合起来，统一到执政党领导和构建的国家建设体系中去。也正因如此，基层党组织构成政党社会化、群众化的关键一环，并决定着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习近平强调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能有战斗力。”

在功能发挥上，基层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发挥政治功能的关键阵地，也是党的政治功能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的基础层级。在毛泽东看来，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优势要依托特定的社会载体才能显现其作用。“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斗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的融合，是中国共产党独特政治功能发挥作用的基本路径。而每一个基层党组织均在其特定区位的社会单元、社会群体、社会组织中发挥政治领导功能，合力确保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不偏移政治方向。与此同时，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尽心尽力地把社会群众组织动员起来、凝聚起来，最终形成四面八方共同推动国家建设的主体力量。因而，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一定要以党组织对基层社会的组织力、号召力、凝聚力、服务力作为切入点。只有这样，才能筑牢引领社会发展的民众基础。

（三）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增强党的政治功能的实践路径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历程经历了构建国家根本制度、加强国家制度体系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个阶段。换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经历了从“党建国家”到“党治国家”的转变。所谓“党治国家”，指的是中共各级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在发挥政治领导、组织、动员、宣传、凝聚等政治功能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的全领域治理。也就是说，政党不仅具备政治功能，还具有重要的治理功能。党的治理功能是党的政治功能的外延。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质也是党的政治功能转换为治理功能并深入推进基层善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的政治功能寓于治理功能之中，在特定的社会治理情境中得到凸显和强化。结构决定功能，强化功能依赖于有效的实践。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则是增强执政党政治功能的有效实践路径。

首先，党组织在基层组织建设和发展中深化政治功能作用。列宁认为，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组织是增强党的政治功能的基础，组织引领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基础。要通过党的组织功能强化党的政治功能，党必须在基层社会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纵横组织网络。这也是人民性政党的组织化内在要求。“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对于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更是如此。领导和组织实施中国式现代化，要求领导者和组织者自身必须具备很强的组织功能与能力。中国共产党在“政党下乡”的基础上继续向下延伸党的组织末梢，直至距离人民群众最近的生活层次，甚至是家户单元。中国共产党具有非科层化的组织网络，广泛超越了科层制的限制。党组织设置具有灵活性，党可以将组织末梢延伸到每一个社会群体和经济社会组织之中，以实现社会的全覆盖和政党化。由此，基层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纵横组织结构的关键节点，以及基层治理的结构性要素。中国共产党强大严密的组织体系为“政党组织社会”的道路提供凭借和支撑。基层社会全覆盖的党组织深度嵌入到社会之中，将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主体组织动员起来，统一到国家对基层治理的一体化进程之中。同时，在联系群众中向社会宣传和渗透党的意志，凝聚社会群众，形成最大公约数，有助于强化执政党的核心领导力。

其次，党组织在发挥治理功能实践中自觉增强政治功能。“以国家为主体，为实现国家目的而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构成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体现之一是，基层党组织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要求来具体领导和规范基层治理的发展方向，直接发挥了治理社会的功能——寓政治功能于治理功能之中，在发挥治理功能中增强政治功能之作用。一方面，基层党组织通过细密的组织渠道和力量将治理资源传输到基层社会治理各个环节、层面之中，并“作为一种组织资源，通过组织纽带作用动员社会群众积极参与治理”，凝聚多元共治的力量，推进共建共治共享。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在直接与社会群众联系和沟通协商中，了解民意民需，将其转化为治理议题，并提供治理方案，扎实推进党和国家社会治理行动纲要及实践。

最后，党组织寓“政治功能”于“服务功能”之中。治理的本质是服务，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基层党组织一切工作的切入点和出发点。基层各级党组织以及所属党员在践行新时代群众路线中自觉以人民的需求和利益为一切工作的着力点和出发点，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从了解人民需求、回应人民需求和解决人民需求中主动为人民提供必要的服务，推进服务型政党的基层实践。为人民服务功能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最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功能。服务是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的载体，也是增强党的政治功能的重要实践机制。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越强，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认同度越高，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力、组织力、感召力、号召力和凝聚力就越强，党的政治功能就越强。

五、结论与讨论

政党是政治组织，政治功能是认识和区分政党类型的重要因素。与西方国家的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在生成路径、建党理论、社会基础、历史使命、政治理想等方面都有着本质性不同和显著性差异。在政治功能上，西方政党可谓是选举的工具，其首要功能是表达功能，政治功能相对单一。而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早已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功能的局限性，其内容更为丰富、内涵更为深刻、历史和社会基础更为深厚。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是在实践上增强党的政治功能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尤其是建党理论）与中国的历史社会基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发展出来的政治特性。其理论、历史和实践三重逻辑紧密联系，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包括政治领导、政治组织、政治动员、政治宣传和政治凝聚等，并在具体实践中发展出治理、服务的功能。这些独特性，把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显著地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有优势形塑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觉革命性、纯洁性和先进性特征。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执政地位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和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也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需要不断增强党的政治功能。历史上，苏联共产党之所以丧失执政地位，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坚持和增强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性政治功能而导致政治功能弱化。当今世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充满着不确定性，政党政治竞争日益激烈，如何在保持政治稳定中寻求发展，是世界性难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找到了答案：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增强党的政治功能，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也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实践和强化党的政治功能的历程。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功能既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密码，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因子。因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建设构成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其独特性的政治功能也构成现代政党政治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

原载于：《河北学刊》，2025年第2期。

作者简介：李华胤，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