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社会历史上发生了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两次深刻的重大变革。作为第二次社会变革推动力量的西方现代化运动,初衷是把人类从一切束缚之中解放出来,其思想实质是西方现代化价值观。它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而生成和展开,是基于市场化的西方现代化。其最重要贡献在于它斩断了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生活贫困、政治压迫和精神控制等三大捆绑人的外在绳索,把人从传统社会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之获得了相对充分的自由,却因存在鼓励和刺激对利益无限追求的偏误,致使过度追求物质利益占有和感性欲望满足成为控制人的内在绳索,人并没有真正获得自由。西方现代化后来成为许多国家现代化学习和参照的样本,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本身可统称为西方式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和世界交汇的特殊历史境遇下,不仅致力于解除传统社会捆绑人的三大外在绳索,使社会成员走向共同富裕和政治民主,也致力于破解西方现代化必然导致的人受内在绳索控制的难题,追求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首创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形态的超越,其所开创的现当代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关键词：人类文明化;世界现代化;西方现代化;西方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作出“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重大论断以来，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实质内涵、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顶层设计作了全面阐述之后，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于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大大推进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和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社会在源于14世纪前后的世界现代化运动取得辉煌成果的同时又暴露出诸多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的历史背景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开创的一条现代化新路。在全党全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新征程中，检视和反思人类文明发展尤其是世界现代化运动，并着眼于其历史进程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和历史地位，不仅可以深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理解，而且可以大大增强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自信。

一、人类的文明化与现代化

在几百万年的整个人类历史上，人类社会发生了两次深刻的重大变革：一次是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其主要标志是国家的出现；另一次是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其主要标志是市场经济的兴起。第一次社会变革是在人类无意识的情况下自发发生的，可以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第二次社会变革则是人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自觉实行的，是人为构建的过程。所以，现代化通常被称为“现代化运动”，意即人类为实现现代化而自觉持续开展的重大活动。从整个人类历史看，世界现代化运动是在原始社会尚未完全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以世界已形成的传统国家文明为基础，推动少数国家的传统文明向整个世界的现代文明转化，从而加速并最终结束了整个世界文明化的进程，开创了人类文明新的形态，即相对于自然经济的农耕文明而言的基于市场经济的工业文明，其社会形态则是相对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

人类的第一次社会变革源自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社会，即恩格斯所说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前后经历了一万年左右的时间。母系氏族后期发生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以养殖业为主的游牧部落和以种植为主的农耕部落从其他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促进了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父系氏族社会发生的农业与手工业分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和以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商人阶级产生为标志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以及由氏族组成的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使社会出现了自由民和奴隶、富人和穷人的差别，“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挣脱了自己在民族中，在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由自由处理自己事物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时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凭借公共权力掌握暴力机器的国家取而代之成为“公共机关”。我们可以参照人类的“现代化”将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发生的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称为人类的“文明化”。从历史发展看，文明化实质上是国家化的过程，其正式的起点和标志是国家的出现，而其终点是世界上最后的部落转变成国家。从此，人类的文明化过程结束，完全进入了文明社会。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就发生在人类文明化过程的末期，即14世纪早期至20世纪中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化的深度发展，也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文明新的形态。　　

第二次社会变革就是今天所说的现代化，它源自14世纪前地中海沿岸市场经济的出现，肇始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一直持续到今天尚未完成。而肇始于西方的现代化是与资本主义产生相伴随的，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马克思指出：“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城市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兴起的，而城市的兴起又大大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它使欧洲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市民阶级，从而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社会力量；它强化了封建王权，在打破封建庄园壁垒的同时开辟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它加速了基于自然经济的领主庄园制度走向没落，使对领主有依附关系的农奴变成有人身自由的佃农或雇佣工人，从而为市场经济准备了廉价的劳动力。与此同时，市民参与政治也促进了议会制度的出现，推动了适应市民日常生活需要的世俗文化和世俗教育的产生，为日后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作了准备。上述一切表明，西方进入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时代。　

从14世纪到20世纪中叶的600多年间，西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强有力地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西方现代化的完成和现代文明的形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原始积累、专制主义兴起和灭亡、思想解放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　

西方现代化是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所引发的，但西方资产阶级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使西方现代化成为一个自觉的社会变革过程，因而成为西方现代化的社会推动力量。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状况表明，自发的市场经济发展必定导致霍布斯所说的“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西方资产阶级尤其是其思想家深刻洞察到市场经济能够冲破天主教教会和封建专制的统治，把人从一切外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以过上欲望满足的幸福生活。于是，他们致力于在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发展要求的基础上构建对其具有规导作用的制度和文化，以克服自发性市场经济所导致的消极社会后果，从而在人类历史上开启了今天所说的现代化进程。其深层观念结构是西方现代化价值观，实质上就是西方现代主流价值观。　

西方现代化价值观的终极目标是个人的幸福。洛克明确提出：“政府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西方现代化价值观所理解的幸福，首先指的是欲望满足的幸福（happiness），这种幸福不是古典思想家所理解的生活整体繁荣的幸福（eudaemonia），而是快乐。“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幸福（快乐）也被理解为利益，西方近代思想家认为只要获得了利益，人们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人永远服从他理解得正确或不正确的利益，这是一条事实上的真理”。进入20世纪后，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刺激经济增长，西方又将享受纳入幸福范围，不仅鼓励人们追求利益，而且鼓励人们消费享受，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幸福观又流行开来。　

西方现代化价值观核心理念之核心是启蒙思想家所极力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自由是西方现代化价值观最推崇的核心价值理念，“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这种自由主要是指伯林所说的消极意义的自由，即“挣脱枷锁、囚禁与他人奴役的自由”。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有法则的，即理性的法则（常常被看作自然法）或体现理性法则的法律，所以“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平等主要是就人的权利（包括享有机会的权利）而言的，“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却不能认为我所说的包括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平等”。为解决普遍自由与事实上不平等这种矛盾，社会公正便得到了重视。这种社会公正，实质上就是给社会的弱者提供适当的社会保障，使他们能正常生存下去。它要求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这样一个条件，即“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民主虽然不被视为最好的政治制度，但得到西方思想家的普遍赞同和论证。其理由在于，“即使民主社会将不如贵族社会那样富丽堂皇，但苦难不会太多。在民主社会，享乐将不会过分，而福利将大为普及……大多数公民将得到更大的幸福”。在面积大、人口多的国家，不可能让所有人都亲自参加公共事务管理，因此“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在西方政治实践中，民主政治演变成为政党政治，“现代民主完全是建立在政党上的；民主原则应用得越彻底，政党就越重要”。法治观念在西方由来己久，可追溯到柏拉图，但英语的“法治”（rule of law）术语是17世纪才由戴雪（A.V.Dicey）明确提出并开始流传的。法治的完整概念是“法律的统治”（rule of law），它不同于“用法律统治”（rule by law）。法治理念强调法律是国家的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必须置于法律之下。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于“就法律的统治而言，法律是杰出的，并且能发挥检查权力滥用的作用。就用法律统治而言，法律纯粹是政府的工具，政府可以以合法的方式实行镇压”。近代早期卢瑟福（Samuel Rutherford）曾明确提出“法律是国王”，后来潘恩（Thomas Paine）进一步强调“在自由的国度中，法律应加冕为王”。　

西方现代化价值观包含着一系列体现其终极价值目标和核心价值理念的价值原则。其中基本的有利已乃人的天性、天赋人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主权在民、权力分立与制衡、在法律下治理国家、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社会生活等原则。这个原则体系的核心是个人至上或个人权利至上。在个人与国家及各种组织的关系中，西方现代化价值观把个人（公民）看作终极实体，在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美国《独立宣言》宣称：“我们认为下面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来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法国《人权宣言》则鲜明打出“主权在民”原则，提出“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这是对“君权神授”的彻底否定。在西方现代化价值观看来，人的基本权利之所以不可被转让，是因为它们天生地存在于人的特殊本性之中，而不只是由法律规定所给予人的。法律只能为这些权利提供保障，而不能否定这些权利的不可剥夺性。确立这一原则的主要依据在于人具有与生俱来、不能剥夺的自然权利，每个人是自己的主人，也是由自己授权组成的社会的主人。个人权利至上的基本含义和根本要求就在于要把保护和扩大个人的权利作为个人和社会的终极目标加以追求。以上的基本价值原则为西方现代化价值观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可见，西方现代化价值观是完全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确立的，正是这种价值观构成了西方现代化的实质内涵。它看上去十分美好，和此前传统社会的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对人的奴役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这种价值观一经提出，哪怕最初并不完整，只是其中的几个理念（如自由、平等）就对长期受奴役的人们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感召力，得到了西方各国的普遍认可和赞同。它对专制统治下的非西方世界也具有几乎同样强烈的影响力，并对这些国家本土价值观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之所以会如此，从根本上说与这种价值观立足于人的最基本需要即生理需要（欲望），并鼓励追求其满足有直接关系。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告诉我们，需要层次越低强度越大，“生理需要强于安全需要，安全需要强于爱的需要，爱的需要又强于尊重的需要，而后者又强于个人特质的需要——我们称之为自我实现的需要”。尼古拉·哈特曼从伦理学的角度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针对马克斯·舍勒重视价值大小等级而强调价值强度重要性，认为“更高等级的价值可能恰恰更弱，而更低等级的价值反而更强”，且违背较低的价值通常比违背较高的价值更痛苦。西方现代化价值观是完全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确立的，而市场经济所追求的恰好是满足强度大的物质利益需要。同时，传统社会（包括西方传统社会和非西方传统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满足起码生理需要的物质利益都十分匮乏。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赚得更多的利润，市场主体不仅不断花样翻新地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而且想方设法不断地刺激、开发人们由生理需要主观化所产生的欲望。如此一来，人们的价值追求就被引导到了生理欲望的满足，并且被市场主体所控制、操纵。西方现代化价值观不仅顺应市场经济的这种要求，而且为这种要求的实现创造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因此也就与被市场主体所牵引其欲望的人们的诉求相契合。这正是它得到人们普遍认同和赞同的主要原因。

市场经济从西方走向世界的过程，也是现代化从西方走向世界的过程。为了追求尽可能多的利润，西方国家在完善国内市场的同时不断向海外扩张，寻求并扩大海外市场。新航路开通后，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所进行的海外殖民以及所采取的围剿土著民族、进行黑奴贸易、发动鸦片战争之类的罪恶行径，铺平了西方资本和文明走向全世界的道路。西方市场经济在实现资本扩张和谋求暴利的同时也将西方现代化价值观扩散到了世界各地，非西方世界地区可能是被迫地（如印度）也可能是主动地（如日本）接受西方现代化价值观，它们痛定思痛，力图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自觉参与现代文明的世界进程。但是，它们大多是仿效参照甚至照搬西方现代化，故而它们的现代化基本上是西方式的。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本身统称为西方式现代化。也就是说，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之前，世界现代化的主流是西方式现代化。而源自西方的现代化是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生成和展开的，因此可以说是基于市场化的现代化。

二、西方现代化之意义与偏误

西方现代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马克思、恩格斯这一论断距今不到二百年间的时间内，世界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更是以几何级数增长，以至于今天无法准确地统计人类已经创造出的生产力和财富。从有记录的世界GDP总量来看，1963年为1．67万亿美元，2022年为100．56万亿美元，60年翻了60多倍，可见人类创造财富的速度之快。这种巨大变化，与西方资产阶级开启的世界现代化密切相关。当然，世界现代化的成就不只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上的。现代化深刻改变了西方社会并由此深刻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使人类社会从贫穷落后的传统文明走向繁荣昌盛的现代文明。毫无疑问，现代化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而根源则在于它的巨大优越性。这就是致力于把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努力扩大人的独立自主性，刺激和鼓励人向内挖掘潜能、向外征服世界。它不仅使人获得了自由，使我们的世界日益成为自由的世界、民主的世界，而且使人的能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出来，使我们的世界日益成为富裕的世界、文明的世界。从总体上看，正是通过现代化运动，今天的人类真正成为了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自然的主人。不能否认西方式现代化的巨大历史功绩，也必须承认其基本合理性。完全可以设想，没有西方式现代化运动，没有作为西方式现代化内核的西方现代化价值观的确立及其激励、指导和规范作用，今天的人类必定还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束缚之中，还生活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落后专制社会，更谈不上自由、开放、民主、富裕的现代文明。　　

如果将西方式现代化放在人类文明史中加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最重要的意义和贡献在于它把人从传统社会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较为充分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及其道德表达的功利原则，极大地刺激了人的求利动机，在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的情况下，普遍的强烈求利动机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财富总量的急剧增长，并在此基础上造就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农业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即工业文明。所有这些现代化成就都得益于市场经济及与之相应的民主政治给人提供的空前自由。　

作为人类文明社会第一阶段的传统社会，普遍存在捆绑个人的三大绳索：一是生活贫困，二是政治压迫，三是精神控制。传统社会主要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生产力落后、阶级剥削以及连绵不断的战争造成了普遍生活贫困。世界上传统社会的国家，几千年间绝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病无所医，起码的生存都得不到保障。传统社会是阶级社会，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受少数统治者的压迫，没有政治权利，甚至没有人身自由和独立人格，特别是君主制“轻视人，蔑视人，使人非人化”。为了使被统治阶级俯首帖耳地接受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统治者还对人们进行思想控制，压制思想自由，甚至采取“文字狱”“宗教裁判所”等极端措施打击一切非正统思想和信仰。三大绳索从生活到行为再到思想将人死死捆绑起来，民众不仅不自由，而且还不得不任由统治者宰割。　

其实，早在现代化运动兴起之前约2000年（即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轴心时代”，思想家就已经意识到这三大绳索对人的束缚，他们向往自由，要求弘扬精神，并努力寻求使人普遍获得自由以弘扬精神的出路。在他们看来，这些绳索的产生归根到底是人们过分看重物质利益而忽视“精神”所导致的。如老子说：“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三十七章）又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荀子在分析种种社会祸患的原因时指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柏拉图则把节制视为“四主德”之一，强调要通过对欲望的控制达到灵魂和社会的和谐，“节制肯定是一种秩序，是对快乐和欲望的某种把握”。

当时思想家的看法如此一致，以至于雅斯贝尔斯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中国、印度、西方等相互间并不了解的地区集中发生了“非凡的事件”，人们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其自身的存在以及其自身的局限，“他们感受到世界的恐怖以及自身的无能为力。他们提出了最为根本的问题。在无底的深渊面前，他们寻求着解脱和救赎。在意识到自身能力的限度后，他们为自己确定了最为崇高的目标。他们在自我存在的深处以及超越之明晰中，体验到了无限性”。虽然这只是个别人达到的境界，然而个别人的变化间接地改变了所有人，“‘人之存在’在整体上实现了一次飞跃”。雅斯贝尔斯认为，后世所称作的“理性”和“人格”正是在这个时代显现出来的，所以将这一“人之存在”的整体改变过程称为“精神化”。　　

黑格尔则把这一时期视为哲学历史开启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哲学用“理性”这个概念来观察历史，发现“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在黑格尔看来，“世界”一词包括物理的自然和心理的自然两个方面，哲学所关注的世界历史是属于心理方面的精神。“‘精神’的实体或者‘本质’就是‘自由’”，“‘自由’是‘精神’的惟一真理”，而整个世界的最后目的是精神对于它自己的自由的意识，也就是自由的实现。“世界历史表示‘精神’的意识从它的‘自由’意识和从这种‘自由’意识产生出来的实现的发展。”黑格尔并不认为精神是这个时期才产生的，作为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之所在，它是与人类产生相伴随的。因此，他认为精神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精神”汩没于“自然”之中，这时的精神犹如一颗种子，只发展在本身存在的东西之中；第二个阶段是进展到了它的自由意识，但这种和“自然”的分离是片面的、不完全的；第三个阶段是从这个仍然是特殊的自由的形式提高到了纯粹的普遍性，提高到了精神性本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这里所说的第一阶段大致相当于黑格尔和雅斯贝尔斯认为的史前时代，第二个阶段相当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第三阶段则指现代化时代，即雅斯贝尔斯作为历史目标的“人类的统一”的时代。他强调：“世界历史表现原则发展的阶程，那个原则的内容就是‘自由’的意识。”　

然而，上述思想家的理想在当时并没有现实，而在轴心时代以后的后期传统社会（中国的皇权专制时代，西方的罗马帝国时代和中世纪）走向了相较于前期传统社会更为专制的社会，“三大绳索”束缚非但没有解除，反而更被勒紧。历史事实表明，轴心时代思想家的理想不过是先知式的预言，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个别人的变化却间接地改变了所有的人”需要时间。这种情况在中西方较为一致，原因固然很多，但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力尚未达到能够把所有人从“三大绳索”尤其是生活贫困中解脱出来的程度。正如马斯洛的需要强度理论和尼古拉·哈特曼的价值强度理论所深刻阐明的，在普遍贫困的时代，绝大多数人必定会埋头于强度大的生理需要满足，追求强度大而层次最低的价值。在这种社会条件下，非但无法弘扬精神而获得自由，相反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而走向了大一统的专制。历史事实表明，传统社会的经济社会状况是不能解决人类的起码生存问题的，更无法摆脱三大绳索对人的自由的束缚。也许正如约翰·密尔所言：“自由，作为一条原则来说，在人类还未达到能够借自由的对等的讨论而获得改善的阶段以前的任何状态中，是无所适用的。”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为自由原则的适用提供了平台，西方现代化则找到了解决传统社会这些问题的道路，为人类自由开辟了广阔天地。　　

世界现代化的初衷是要把人类从一切束缚之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古典思想家所期盼的自由得以实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现代化运动就是人类自觉争取自由斗争的过程。在西方现代化早期，争取自由斗争的首要任务是彻底破除古代的人身依附关系，完全争得人身自由、生存自由。但并非仅限于此，更重要的是要使自由从天国回到人间，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争取广泛的社会自由。而其基本特征是在破除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取得人身自由的基础上，追求以政治自由、经济自由为中心的社会自由。这种自由的内容非常广泛，其中包括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以及生产经营、选择职业等多方面的自由，而其共同规定性就是约翰·密尔所说的：“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为了争取人身自由和广泛的社会自由，近代以来人类同封建主义和教会势力、自然界甚至自身生理局限作斗争，通过一系列规模宏大的深刻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包括科技革命）和哲学革命，将“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第一次公开写在了社会政治的旗帜上。从此，自由的原则成为最基本的政治原则、经济原则、伦理道德原则和社会生活原则，成为人们普遍尊重、信奉和遵从的信条。近代以来争取自由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解放运动，它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大大地增强了人类利用和控制自然界的能力，也大大增强了管理和控制社会的能力，同时使人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和发挥。总之，进入20世纪，人类不仅在整体上摆脱了传统社会的三大绳索，争得对社会的自由，也获得了对自然界的自由。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　　

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发源于西方的西方式现代化存在着明显的偏误和问题，这就是过分刺激和鼓励对物质利益占有和感性欲望满足，导致社会生活物化和精神家园荒芜，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由为占有更多资源而引发的各种争斗乃至战争，以至于人类整体面临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和人类个体面临日益沉重的生存压力。这些严峻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复杂，但根子在于对自由的理解和运用上的偏误。西方启蒙思想家认为，只要人类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人人平等的自由，而且自由受到体现社会成员意志的法律的有效制约，那么，“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人类就会进入他们所憧憬的“理性王国”。诚然，人类只有获得自由并且自由受法律的制约，才能进入理想社会，但并非必然如此。人类的需要存在着生存层次和发展层次两个基本层次，因而获得自由的人可为自己的自由确定两个不同的价值取向：一是仅仅用于谋求生存层次尤其是生理需要层次的满足；二是不只限于生存层次需要，进而追求发展需要层次的满足，或者着眼于发展需要层次来追求生存层次的满足。简言之，自由的这两个价值取向就是谋求利益取向和提升精神取向或完善人格取向。而西方现代化的偏误就在于，由于完全顺应于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要求，它将人获得的自由引向了仅限于对利益的谋取而忽视了对精神的提升。　　

古典思想家已经意识到，生存需要是人的原发性需要，其满足是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因而无需哲学重点关注，但人的精神需要是后发性需要，人们容易因为生存需要强度大且常常得不到必要的满足而固执于生存需要的满足。所以古典思想家特别注重精神需要的满足，而且在他们看来，只有精神才是人区别于动物、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性，也只有在精神领域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所以他们把自由赋予精神或灵魂而不是肉体。而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家因其思想主旨是顺应和促进市场经济，所以他们关注的是人们如何把自由用于谋求自身利益的增进或相关者的利益共进，从而在根本上忽视了自由用于追求发展需要的满足或精神境界提升的价值取向。功利主义主要代表约翰·密尔明确宣称：“功利主义学说主张，幸福是值得欲求的（desirable），而且是唯一值得欲求的目的；其他事物如果说也值得，那仅仅因为它们可以作为达到幸福的手段。”如前文所述，他说的“幸福”实乃“快乐”，即欲望的满足。但他们没有想到，醉心于物质利益的追求或沉溺于感性欲望的满足最终会走向自由的反面，过度的物质利益占有欲和感性欲望满足欲（可统称为“贪欲”）会成为一条新的绳索将人紧紧地捆绑住。这条绳索不同于前文所说的外在绳索而是内在绳索，它对人的奴役是一种马尔库塞所说的“极权主义”奴役。其结果是个人成为“没有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单向度的人，而社会成为“没有反对派”的单向度社会。自由主义思想家对于现代化谋划的这种偏误正是导致西方式现代化的市场化性质的思想原因，也是这种现代化没有将人类引向真正自由的理论根源。

三、世界现代化的多元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

有研究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发端于15世纪前后，因为那时民族国家刚从诸侯征战的废墟上崛起，而且还发生了一系列对世界有重大意义且对现代社会形成起重要作用的事件，如葡萄牙殖民者开始海外探险、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等。这种观点固然有其合理性，却忽视了这些重大的历史变化实质上是市场经济和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结果。如果说14世纪前兴起的市场经济是现代化的经济根源的话，那么14世纪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可谓开启了西方人对于现代化的自觉构建。经过18世纪中后期的现代化浪潮，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于19世纪末基本完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终定型。在西方绝大多数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俄国、日本、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在西方的影响下走上了现代化之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特别是大部分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先后选择了现代化道路，形成了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出现了世界现代化多元发展的格局。虽然除少数国家外，大多数非西方国家迄今均未完成现代化，有些国家甚至至今尚处于前现代化阶段，但“现代化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为之努力的目标，这是一种全人类的共同事业”。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源起的角度看，现代化可以粗略地划分为 “内发型”和“外激型”两大类。前者指在现代化运动中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后者指绝大多数在西方现代化激发下起而追赶的国家的现代化。世界现代化的源头主要在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欧国家，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具有鲜明的“内发”性质，即现代化在这些国家内部先后产生。当然，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而且在现代化理论及其价值观方面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西欧区域的现代化。西欧以外的欧洲国家以及西欧的海外殖民地（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则是在效法已有示范而走上具有一定独特性的现代化道路的，它们的现代化可以说是“示范效应”和“内生因素”双重作用造就的。非西方国家则主要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刺激和西方国家的影响下被动或主动走上现代化之路的，但其情形十分复杂。　

“外激型”现代化国家大致上有四种情形：一是模仿型，这种类型模仿“内生型”搞现代化，最典型的是日本。日本是第一个在基督教文化圈外试图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受到强烈的异质文明冲击而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国家。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就主动向西方学习，尽管最终只实现了百分之五十的西化，但向西方学的都是实质性的东西，所以日本的现代化基本上是西化的。二是对立型，这是站在“内生型”的对立面搞现代化，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最为典型。它也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刺激下搞现代化的，但其现代化的实质内涵与“内生型”有着根本区别，突出表现为不是单纯追求个人的自由权利及其法律保护，而更重视社会整体发展和人民整体利益的增进。三是实用型，对于这种类型来说，只要“内生型”中的东西对本国有利就吸收，并无自己独创的现代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今天拉丁美洲的现代化、东南亚的现代化、西亚的现代化、非洲的现代化大致上属于这种类型。这些区域的现代化主要借鉴西方现代化，致力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人民富裕，虽然具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但几乎没有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上的总体创新。四是超越型，这是在学习和借鉴“内生型”的基础上开创的新的现代化类型，旨在克服它的局限和问题，尤其是物欲的奴役，追求完全意义上的人类自由（包括对于环境的自由和对于物欲的自由），从而实现对“内生型”的超越。目前，在当代整个世界现代化格局中，只有中国式现代化自觉致力于这种现代化类型的建设。　

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现代化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研究者将全球化现代化运动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欧现代化的发端（15世纪前后）；第二阶段是18世纪中后期的现代化浪潮；第三阶段是始于19世纪中后期的现代化浪潮；第四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化浪潮。中国是在第三阶段饱受西方列强侵略、掠夺，面临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被迫推向现代化之路的，经过80多年艰苦曲折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自主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中共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又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一种不同于近代以来世界上影响最广泛的西方式现代化的现代化新形态，它具有得到理论严密论证和实践严格检验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及其价值观的指导，已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现代化实践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相对于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华大地上着重致力于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解决西方现代化所着力解决的传统社会三大绳索捆绑，使人获得外在自由的问题；二是解决西方现代化自身所陷入的贪欲绳索捆绑，使人获得内在自由的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解决，中国式现代化也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其根本区别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它是以人民（整体）为本位，而不是以个人为本位；二是以全面发展为目标，而不是以资本增殖为目标。这种立场和目标上的不同，使中国式现代化在解决第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也一并致力于解决第二个问题。因此，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不是分离的，而是紧密关联的，可以说是着眼于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来解决第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为破解现代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个人原子化、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生活物化、自然环境破坏以及霸权主义横行等问题找到了现实答案，使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度走上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最终使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正确道路，从而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相对于西方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　　

利奥塔指出：“自启蒙运动始，人的主体性便被精神科学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启蒙运动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主体性的发现和弘扬。”这里所说的“主体性”仅指个人的主体性，不包括人民整体的主体性，更不包括作为基本共同体的社会的主体性。在西方现实世界中，人们“除把现实世界看作是与个人意志相冲突的地方外，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态度和偏好，在这种人看来，社会完全是各个个人满足自身欲望的竞技场，现实不过是各个个人追求享受中的一系列机会”。西方现代化价值观倡导“价值中立”“价值无涉”，除了法律之外国家不给人设定道德标准甚至任何标准，于是可以“随心所欲，各行其是”，其结果是导致社会发生富人与穷人、强者和弱者的裂变和对立，个人出现情感淡漠、精神家国荒芜等问题。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谈到西方的个人本位所导致的自我中心主义时举例说，对于“你是谁”这个典型的身份问题，一个墨守传统的人通常回答说“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今天的人则说“我就是我，我是自己的产物，在选择和行动的过程中我创造自己”。贝尔感叹说：“这种身份变化是我们自身的现代性的标记。”他在谈到个人与家庭、社会的关系时指出：“社会也不再被看作是人的自然结合——如城邦和家庭——有着共同目标，而成了单独的个人各自追求自我满足的混杂场所。”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本位，确立并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的根本理念，而人民既指人民整体，也指人民个体，是二者的有机统一。这就克服了西方现代化眼中只有个人，而无个人以外的家庭、企业、社会组织、政党等人民个体，更无人民整体的偏误，从而确立了人民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确定了人民拥有国家一切权力的政治地位。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一切为了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靠全体人民通过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通过建立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确立并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的根本理念，不仅使中国克服了西方现代化以“个人至上”为根本价值理念所导致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觉得好，就干”的偏误，而且为实现世界现代化确立了正确的立场并找到了真正的力量。　　

虽然西方现代化初衷是把人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自由，但其结果是把人的自由引向了两个最终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整个生活物化、自然环境破坏、强权主义横行等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把人的自由引向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自由”。“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须的东西。”也就是说，西方现代化把人的自由引向了无限追求物质利益占有和感性欲望满足的自由。“人是一部机器，为肉体的感受性所发动，必须做肉体的感受性所执行的一切事情。”肉体感受性就是趋乐避苦，而享受快乐的前提是占在利益，因此“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把利益最大化作为社会治理的中心，一方面由于片面强调物质需要的满足而忽视了人们的精神需要的满足，导致个人“单向度化”和社会的“物化”；另一方面虽然强调追求利益的机会平等，但忽视了人们主观和客观上的起点不平等必定会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中国式现代化传承和弘扬“内生型”现代化追求人类自由的初心或主旨并为之不懈奋斗，但努力纠正它过分刺激和鼓励自由追求利益的偏误，在追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础上致力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最终追求是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理想——“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治理社会，首先要求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而美好生活就是人的潜能得到尽可能充分的开发和发挥，这意味着生存需要、发展需要（特别是精神需要）和享受需要得到尽可能好的满足。就其最充分的意义而言，美好生活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获得全面而自由发展，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道德之人、自由之人和全面发展之人。中国式现代化所确立的全体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现代化奋斗目标，不仅使中国克服了西方现代化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价值取向所导致的“我欲故我在”“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赚钱”的偏误，而且为实现世界现代化确立了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　　

在整个人类的现代化运动中，有一些非西方国家步入现代化道路要比中国早，如穆罕默德·阿里早在19世纪初进行的改革就开启了埃及的现代化。也有不少国家或地区虽然起步比中国晚，但发展态势很猛，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如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在20世纪70—90年代经济获得高速发展，成为亚洲继日本之后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今天，世界现代化除了有西欧模式、北欧模式、北美模式等西方模式之外，还有东欧模式、东亚模式、西亚模式、南亚模式、拉美模式、非洲模式等等。所有这些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都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结果，也都是世界现代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历史文化和国际关系等各方面的原因，它们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局限和问题：第一，它们大多追随或模仿西方现代化模式，只是由于国情以及民族情感等原因不能够照搬而使其现代化具有自己国家的特色。如日本是非西方国家中“西化”程度最深的国家，但实质上还是“和魂洋才”的现代化。第二，它们的现代化理论大多是本土的理论与西方的理论的杂糅，而没有创造自己国家的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价值观。例如，在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儒家思想和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正是二者的有机结合促成了东亚的现代化，但它们事实上没有自己独创的现代化理论。第三，它们大多存在着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关系，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就可能导致现代化流产或陷入困境。亚洲“四小龙”就是利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利用本地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适时调整经济发展策略而获得迅速发展的。而与拉美工业化、现代化相伴而来的是拉美国家经济殖民化的加深和对欧洲新兴工业国的严重依附。第四，它们的现代化变革大多来自外部的压力，而不是本国内部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变革通常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而非自下而上的变革，国家政权在其中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没有国家政权的控制，变革就会失败甚至导致政府垮台、社会混乱。例如，非洲53个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陆续获得了政治独立，其中许多国家随即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然而，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间不少非洲国家出现了“现代化中断”，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没有强大的国家政权所导致的内战、部族战争。上述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实现整个世界现代化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是非西方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可以给非西方国家破解现代化面临的种种难题和走出社会发展困境提供重要借鉴和有益启示。　　

有学者认为，现代化无统一模式。事实的确如此，但现代化存在好坏优劣之分。从以上分析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富有创造性的一种新现代化模式，它不仅致力于克服西方现代化的市场化偏误，也努力避免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普遍存在的缺乏自主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它反映了人谋求生存得更好的本性要求，将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世界普遍存在的物质主义价值取向转向了社会全面进步、个人全面发展和生态全面改善的和谐主义价值取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与近代以来居主导地位的西方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形态存在着实质性差异。西方式现代化开创了相对于传统人类文明形态而言的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则在此基础上更新了这种人类文明形态，它是在全球化、科技化、信息化背景下对世界现代化模式的再创造，是对西方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形态的超越和完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运动中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代表了世界现代化进步的大方向。

结语：

如前文所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持续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最深刻社会变革，它是在反思和检讨传统社会的同时致力于思考和解决四个基本问题：一是确立什么样的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以及不同阶段的奋斗目标，这是现代化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发生错误就会使整个现代化运动南辕北辙或者导致政息人亡；二是依靠谁来实现终极目的和奋斗目标，这是现代化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这个问题发生错误不仅不可能实现终极目的和奋斗目标，而且可能导致社会冲突不断，或战乱不已；三是采取什么根本措施来实现终极目的和奋斗目标的问题，这是现代化要解决的成效性问题，这个问题发生错误就会导致社会发展缓慢，还可能导致发展陷入各种陷阱甚至中断；四是如何治理社会以为社会成员追求终极目的和奋斗目标的活动提供社会保障，这是现代化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难免发生社会动乱，甚至使政权颠覆。对于上述问题，今天世界上各种现代化模式都给予了直接或间接的回答。　　

中国式现代化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就在于它汲取和借鉴了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从理论和实践上破解了困扰西方现代化的难题，作出了总体上正确的回答。中国式现代化以为世界谋大同为终极指向，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并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追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中国式现代化注重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实行德法兼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西方现代化受市场经济的制约只专注于生存需要层次的开发和满足，中国式现代化则不仅重视生存需要的满足，而且重视发展需要的满足，并着眼于发展需要的满足追求生存需要的满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奋斗目标最明确的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简言之，就是物质富足、精神富有。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生态全面改善，深刻体现了人类本性的根本性总体性要求，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性跨越。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和价值旨归。　　

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创造。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它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基于这种契合性所实现的二者有机结合使之相互成就，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正是这种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质内涵的新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克服西方现代化偏误、开创世界现代化的新道路筑牢了根基并赋予了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这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所揭示的真理就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正因为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作指导，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积淀深厚的五千年中华文明作为根基，有中国共产党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并整体性推进各项现代化事业的科学思想方法，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情怀，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地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进行探索并作出了回答。

原载于：《东南学术》，2025年第1期。

作者简介：江畅,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政治哲学研究中心教授,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名誉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