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治理是建立在理性秩序基础上的，计算是实现理性秩序的基本方式之一。在计算秩序中，各类行动主体按照数学方法权衡利弊并采取相应的行为，个体被塑造成追求更好计算结果的理性主体。作为理性的对立面，情感也是影响治理的重要因素。针对情感这类难以被计算的对象，特别是在当代社会生活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情感特征时，基于理性计算的治理秩序，需要重新思考理性主体的预设，将情感纳入计算秩序。不同于以群体为对象的情感治理，情动计算关注的是个体层面的情感流变如何影响行为。情动计算基于身体的数字化和交互体验的精心设计实现，旨在将个体塑造为一种具有计算思维的情动主体，这形成了一种主体性治理的新形式。

关键词：情动计算；计算政治；计算秩序；计算治理；情感治理；主体解释学

引　言

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其制度及社会民众的行为模式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马克斯·韦伯将人类社会行为分为四种类型：目的合乎理性的、价值合乎理性的、情感的、传统的。①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祛魅”进而不断“理性化”的过程。②个体理性是现代秩序构建的基础。理性的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客观上也会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现代法治也是建立在民众对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的理性认知基础之上的。以个体理性为基础的规则和程序为现代社会的稳定运行提供了秩序基础。通常认为，情感与理性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官僚制是现代社会最为理性和有效的组织形式。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化的行政组织，需要摈弃情感因素的影响，而采用计算这一最能够代表理性的活动来做出各种决策。在计算秩序中，不仅是官僚制组织，各类行动主体都以数学方法权衡利弊。个体是秩序建构的最小单元，也构成计算秩序建构的微观基础。将个体视为理性主体既是一种理论预设，也是一个通过日常话语实践来塑造主体的过程。以“经济人”假设为代表，现代治理将人预设为理性主体，建构出一套个体政治行为的主体解释理论。本文所说的“主体性治理”，指的是一种福柯式的自我治理技术，强调个体在外部知识与信息影响下会按照某种原则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实践。福柯认为，“自我技术，它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①自我治理是“对生活方式、生存选择、人的行为的管理方式、人对目的和手段的依附方式所作的反思。”②相对于以外部权力的运用所实现的治理而言，主体性治理是一个内部自我塑造的过程，更加强调个体维度的治理实践与技术。从这个角度看，理性主体作为现代治理的一种重要假设，它假定主体具有足够的分析能力，而计算则产生了可供分析的信息。当所有个体都按照计算结果来行动，一种治理的计算秩序便实现了。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与理性被确立为可计算的治理秩序的逻辑起点一样，社会生活同样始终无法脱离情感化的特征。尤其随着现代化所带来的“冷漠化社会”的生成，情感正日益成为一种“被呼唤”的“有温度”的社会特征。基于理性计算的治理秩序，面对现代社会的情感特征，需要重新思考理性主体的预设，为将情感纳入可计算的治理秩序提供新的可能。作为影响当代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情感得到相应的学术关注。在情感治理研究中，情感被视为达成治理目标的重要手段，强调共情和情感支持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情感被视为达成治理目标的柔性手段，③情感治理模式是超越委托代理制的人心政治。④ 情感治理常见于社区空间，被认为是克服现代性社会团结撕裂的重要方式。⑤ 从具体场景来看，“送温暖”活动、社区矫正等场景都可以看到情感治理的应用。⑥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媒介变革给情感治理带来了新的变化，⑦情感逐渐成为一个可计算的对象，①并在舆论治理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② 近年来，计算政治的方法革新使得情感逐渐变成一个可计算的对象，但情感计算本质上是利用新的计算技术来感知、识别、理解人的情感状态并生产相应治理知识的过程。③ 比如，对于网络舆情的情感计算可以为政府如何回应并改进行政流程提供重要参考。④ 另一类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研究来自哲学理论，该类研究区分了情感与情动。情感是一个伦理学概念，斯宾诺莎认为，情感是一种身体的感触，⑤可以被用于描述个体和群体的主观感受；“情动”是一个本体论范畴的概念，是经由身体感触经验形成的情感流变，⑥关注的是个人主观感受的变化对于个体行为的影响。这一概念上的区分会影响我们对于计算的认识，情感计算更加侧重于分析群体性的主观感受，⑦旨在识别情感并为外部的治理者提供知识依据，却忽略了微观层面上对于个体情感的影响和引导。相较之下，情动计算具有个性化、精准化的特征，它通过计算的结果引起个体的情感变化，进而引导个体的行为。本文试图阐明情动计算的发生机制，即计算活动通过作用于个体的身体直接体验和身体与外界的情感交互，实现对个体行为的引导，从而实现基于情动的治理。这一治理形式并不意味着情感因素对理性治理原则的颠覆，而是出现了理性与情感因素交融的情况。在当下，随着大数据及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和情感扩散对人们的行为正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一发现的实践意义在于：情感因素被吸纳进计算秩序之中，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可计算的治理模式。

一、治理的计算秩序

治理是一种生产秩序的活动。⑧ 政治秩序的来源是多样的：可以是传统习俗，可以是治理者的个人魅力，也可以是法律规章。如何建构一个能够得到社会广泛认同的政治秩序，始终是政治理论试图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哲学传统、经验传统和科学传统。⑨ 政治哲学在规范层面上探讨人类社会应当建构怎样的政治秩序，而政治科学倾向于探寻各种政治现象中的因果关系。科学传统的实证主义立场要求社会科学要尽可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展开研究，包括但不限于采用量化分析在内的各种工具性方法。科学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经验传统的局限，试图发现一个关于社会秩序形成的更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的模型。２０世纪中期，行为主义研究异军突起，政治行为和互动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秩序的建构不再是一个静态的、规范的问题，而变成一个动态的、经验的问题。政治行为主义关注的是实然的政治现象，并试图用计算的方法来解释个体或团体的政治行为。行为主义政治学开拓出一片新的研究领域，并进一步增强了政治学的科学化和实证化。以计算的方式，行为主义为政治秩序提供了新的解释：只要能够精确地量化行动者的行为并加以研究，那么就可以找到影响政治行为的关键因素。行动主体的行为不再是毫无规律的，大到国家、小到个人的行为都可以得到一种理性主义的解释。除了行为主义研究以外，理性选择理论是另一个对政治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秉持的是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认为所有个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其行为遵循成本收益的计算决策。理性选择理论假定了个体的行为模式，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中会根据预期采取相应的行为，而预期的形成往往是一个计算的过程。因此，通过情境的营造和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个体的行为是可以预测和控制的。可以说，经由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个体与政治秩序的联系被进一步明确。同时，对于个体的理性主体假设则反过来又影响了现实中的治理实践。虽然通过计算生成秩序普遍发生于现代治理的实践进程，但将计算视为政治技术的思想古已有之。如边沁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都视为一个遵循功利原则的计算过程，国民的幸福与痛苦是可以量化计算的。功利主义要求国家的立法和政府的决策都要以优化“数值”为目的。“功利原理是指这样的原理：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小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我说的是无论什么行动，因而不仅是私人的每项行动，而且是政府的每项措施。”①“政府的业务在于通过赏罚来促进社会幸福……一项行动的总倾向在多大程度上有害，取决于后果的总和，即取决于所有良好后果与所有有害后果之间的差额。”②相较于边沁式的粗糙计算原则，配第提出政治算术的概念，强调使用统计和数学方法来分析社会经济问题，从而帮助政府制定更有效的政策。“凡关于统治的事项，以及同君主的荣耀、人民的幸福和繁盛有极大关系的事项，都可以用算术的一般法则加以论证。”③韦伯理性官僚制理论将计算秩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通过将所有的集体问题都变为计算问题，提高了治理的有效性。④ 总体上看，现代政治的计算呈现出明显的技术化特征，并且计算的方法和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现代政治秩序是以个体为起点进行建构的。如何解释个体这一最小行为单元的行为，便成为理论研究需要关心的问题之一。上述分析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计算秩序建构过程，将秩序构建视为依赖基于理性的制度、规则或技术手段而实现的活动。另一类研究从“人”这一治理主体出发，将计算发展为一种主体性治理策略。“‘治理’不是狭义的、当前的，不是国家行政体系的高级部门的行政决策，而是广义的、古旧的，是一种机制和程序，用以引导人、引导或引领人们的行为。”①“主体性治理”更加强调在治理过程中对个体或群体主体性的关注，即他们的认知、情感、价值观和能动性。这一概念挑战了韦伯式科层制或技术治理的“去人格化”倾向，在治理中重新引入“人的维度”，强调作为治理主体的人或社会民众不是被动接受治理制度的“客体”，也不是困在“技术的系统”中或“理性的铁笼”中的机械化的行为主体，而是具有参与能力、情感需求和价值判断的主体。主体性治理如何进入计算秩序的研究范畴，需要观念条件和现实条件的支撑。信服“计算的力量”是计算秩序生成的观念条件之一。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趋势让行动主体对于计算的力量深信不疑。计算的对象是数字，而数字又被认为能够客观地反映各种事实。数字的优点在于它的准确性。一是一，二是二，基于数字的描述很难让人产生误解，人们对于数字的理解通常是一致的。这样一种准确性能够减少沟通中可能出现的语义分歧和决策中可能存在的认知差异。这意味着，计算能够形成一种天然的、共识性的结果。对于计算结果，人们可以自行验证。人们对于计算力量的信服是计算秩序生成最为基础的条件。对人的价值和自主性的重视是计算秩序生成的另一条件，并赋予计算秩序新的特征。与将行为作为计算对象不同，主体性治理之下的计算不仅是通过计算对行为进行干预的手段，而且将个体的能动性反应视为通过计算生成秩序的中间机制。在这里，治理通过塑造计算式的主体来间接干预个体，让计算成为个体的基本行为逻辑，个体行为以获得更好的计算结果为目标。这一过程的本质在于将个体纳入一个激励框架之中。在这个框架内，个体不是被动性的、机械化的，而是具有行动的自我生产能力的主体，计算服务于个体的行为生产能力。理想状态下的计算治理活动，不需要通过权力的直接干预，只需要建立并完善相应的引导框架即可实现。这个引导框架，赋予了个体更多的自主权。比如，在城市治理中，“城市大脑”通过交通摄像头和ＡＩ分析市民的出行规律，引导市民自主选择“最优出行路线和时间”。“政务热线”通过Ａｐｐ软件和智慧平台上报垃圾处理、环境污染等问题，政府通过算法分配处理各类事项的优先级，从而塑造市民主动参与公共治理的主体角色。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是单纯依靠政府的资金投入，还有“以奖代补”等措施激发农民的积极参与。上述分析表明，计算秩序是如何建构并逐渐发展为一种主体性治理形式的。伴随着计算秩序的扩张，个体被塑造成一个更具有自主性的主体，每个人都在追求更好的计算结果，并为自己的计算结果负责。在此逻辑下，计算秩序的生产性特征可让现代社会的治理更具有效率，因为它激发了每一个人的能动性。计算技术和计算能力的发展也为“主体性治理”之下的计算秩序提供了技术上的可靠性。近十几年来，伴随着测量技术的进步和计算能力的突破性发展，“大数据”和“算力”扩展了计算秩序的生成能力。许多以往认为难以或不适合量化的对象，逐渐成为计算秩序的一部分。“计算治理”越来越广泛地进入治理决策之中，不仅塑造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也为精细化、精准性治理提供了依据。

二、情感与计算治理

通过计算激发行为者的主观能动性，这是计算秩序的生成逻辑。这一逻辑得以成立，需要解决的深层挑战在于情感和理性的二元对立。个体是现代政治秩序建构的起点。现代治理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对于主体性治理的理性预设。理性意味着可预测，个体将严格按照计算的结果采取相应的行为。现代治理在将个体嵌入计算秩序的过程中，情感被认为是应该排除的干扰因素。这是因为，情感与理性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张力，情感因素无法满足理性计算的合法性和可行性要求。从计算的合法性来看，情感因素会挑战透明、公正等一系列计算秩序的合法性价值。作为一种主体性治理策略，计算对于行为主体的有效性建立在两方面的基础之上。一方面，人们相信计算结果本身。相较于其他信息媒介，数字所具有的描述准确性和在说服力上的优势使得人们信赖计算的结果。只要数据来源相同并且明确计算的方法，那么所有人得出的计算结果都是一致的，同时这也意味着计算的结果是可以验证的。基于此，计算的结果必然是共识性的结果，计算方法的公开透明可以为计算秩序提供合法性。另一方面，公正性为计算秩序提供保障。政府科层体制的优势之一在于它的“切事化”，即它只“根据可以计算的规则、‘不问对象是谁’地来处理事务”。① 从行政程序上看，每个人在计算过程中是平等的，根据同一套理性规则进行计算。在这里，理性不仅约束着个体，也约束着权力自身，它要求权力按照计算的规则来运作。而情感的掺入则会导致权力的中立性受到侵蚀，从而导致权力的运作带有倾向性。从计算的可行性来看，情感因素难以成为计算的对象。在人们的日常观念中，情感是一种纯洁的主观产物，有时候很难去解释情感生成的原因和过程。衡量一个人的财富多寡，可以直接计算他所拥有的财产价值，但是一个人的情感却是很难计算出结果的。即使现代心理学开发出情感测试量表等计算方式，情感计算仍然存在测量成本和可靠性的问题。不同于对客观物的准确测量，情感测试往往以问询等方式实现，需要被测主体的参与并做出真实的回答。由于主观上可能存在的偏差，人们无法保证情感测试结果的真实性，从而无法保证情感计算的可靠性，这也是情感成为计算对象的一个重要阻碍。以上分析建立在情感的个体性因素所造成的计算障碍的基础之上。但是，从公共治理的视角看，公共治理的对象不是单个的行为主体，而是群体性的公众行为。重新思考情感能否被计算，需要建立情感和公众行为之间的传导机制。秩序表现为一种公众行为模式，计算秩序以有序的公众行为为依据。那么，回答情感能否被计算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解释情感如何塑造公众行为模式。情感共鸣为公众行为建立动员机制。情感共鸣是指不同个体或群体因共享相似的情感体验而产生心理联结的过程。它能够跨越文化、身份等社会群体结构的差异，创造一种基于共同感受的临时性或持久性的团结。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通过仪式、媒体或公共事件激发社区居民的共同情感是增强社区凝聚力、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的重要手段。比如，近年来十分引人关注的“社区春晚”“村ＢＡ”的活动，在社区日益冷漠化的居民之间建立了一种仪式化的情感联结形式，增进了社区团结，从而激发了社区居民的参与行动。情感动员提供了远远超过会议动员的行动效力。仪式实际上通过情感的感受，提供了一种集体的团结力。如涂尔干所言，在仪式中，“每个集体成员都能够感到，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他们可以借助这个信念团结起来。”①仪式不仅是一种形式，更是社会团结的“情感黏合剂。”在碎片化的社会中，社区治理的成功越来越依赖能否让居民从“物理相邻”变为“情感相系”。情感相系提升的行动参与为治理秩序提供了依据。公共事件的情感表达和互动也能激发公众的行动策略。在公共事件中，情感表达不仅是个人情绪的释放，更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动员的核心媒介。它通过个体情感的外显带来集体情感共振，再通过媒介的情感扩散，从而影响和塑造社会群体行动。如基层治理中常出现的“社区议事会”，设置“小区停车难”等引发多方矛盾从而造成治理难题的公共议题，邀请居民、物业、居委会等相关主体开展现场讨论，并向社区居民开放讨论的全过程：首先设置“情绪宣泄环节”，让居民表达“停车难”的不满，让物业表达“车难管”的压力，让居委会表达“矛盾难协调”的问题。通过情绪的差异化表达，形成“同理心”的情感共鸣，从而激发共识性的行动策略，最后建立“小区车辆管理协议”。通过公开的情感表达塑造了公开透明的治理程序，通过对行动结果的仪式性确认，强化了行动的承诺效力。在此情境下，情绪性行为也能成为社区秩序的构建基础。因此，将情感纳入可计算的治理秩序，关注的是个体行动的社会性。情感能够让人产生超越自我的感觉，激发治理视域下的公众行为，并赋予个体以集体行动的力量。情感治理着眼于群体的共性，这为将情感纳入计算治理提供了依据。

三、情动计算：情感何以融入计算秩序

从治理而言，与情感着眼于群体共性和公众行为不同，情动更多关注个体行动，强调作为治理主体的个体通过身体与外部世界交互的情感运动如何促进个体主体性的生成。情动不是主体内在的产物，而是主体与外部世界交互过程中产生的力量。它也不是主体对于外界的被动反应，而是通过与外界的情感交互而产生新的观念和关系。这一源于“外界”而“内生”的观念和关系所产生的行动，即本文所言新的“主体性治理”的新形式。情动的计算化发生于人类社会整体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之中，是当代社会计算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万物皆可计算化的梦想不再遥远，能够被计算的对象日益增多，计算治理开始向各个领域渗透。情动计算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市场领域。在市场营销中，现代企业频繁运用情感分析技术来提取用户评价和反馈中的情感倾向，帮助企业了解用户的态度和喜好，从而优化产品设计以及开展更精准的营销活动。数字平台的崛起标志着情动计算时代的到来，情感作为计算对象不再仅仅是刻画用户画像的手段，更成为决策并影响用户行为的手段。数字时代的个性化推荐系统正在成为情感识别与计算的热门方向，它将情感计算的结果作为个性化推荐的依据。数字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它让人们面临眼花缭乱的选项，注意力由此变成稀缺资源。个性化推荐系统能够通过情感的计算来实现更加精准、个性化的推送，个性化的推送又通过情感激发或情感波动推动人们作出相应的行为决策。个体的行动决策本质上是一个指向性的过程，当数字化推荐系统实现了对于个体行为决策的定向，情动计算便实现了。比如，在新兴的数字平台经济形态中，互联网平台通过数据提取、算法控制和网络效应实现对用户情感的精准捕捉，从而实现产品信息的精准推送，激发用户的购物冲动。“直播带货”则营造了一种情感体验场景。“注意力经济”“流量变现”实际上是一种通过情动计算而产生的新的经济活动形式。作为一种主体性治理的新形式，情动的计算化将个体塑造为情动主体。情动主体往往与身体这一媒介相关联，人的情感表达需要借助于面部表情或肢体语言。同时，情感的流变也会体现在生理指标的变化上，比如心跳的加速、血压的升高等。只有经由身体，个体某一时刻的情感状态才能够被捕捉。如“人工智能＋心理”的计算心理学研究中，对于个体情感的捕捉是通过大量的传感器实现的，人脸、声音和身体姿势都是它的测量计算对象。这一计算模式被应用于医疗和心理健康、教育等领域。个体的身体正在被数字技术重构，并成为情动计算的基础设施。身体的数字化是情动计算的第一步。身体的数字化涉及的是知识的产出，其本身并非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身体成为各种数字知识的载体，下一步则是通过交互体验来改变个体的情感状态，其结果则是预测、引导或干预个体的行为。交互体验的改变是情动计算化的关键环节。交互体验的改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数字媒介本身的技术特征与优势。数字媒介极大地降低了视听成本，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包括视频在内的各种信息都能够得到即时且广泛地传播。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的发展则给个体带来更加真实的情感体验。随着信息传播量的扩大，信息传播所能包含的情感成分也相应增多。其次是出现了大量以实现沉浸式体验为目标的设计，比如社交媒体常见的标签、点赞等。数字化的交流形式“直接在情感或者情绪层面上进行，因此是具有传染性的。这种传染性就是一种后诠释意义上的交流，它不用交流者去读或者去想任何内容。”①这些设计使得个体如同“成瘾”一般在数字环境中搜寻、浏览、传播各种信息，沉浸于情感层面难以戒断。最后是数字时代个人行为规范的建立。在数字环境中，每个人都是“丰富且锚定”的自我，即一方面允许个人进行多样化、个性化的表达，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多维度的数据锚定一个人的身份。① 情动主体希望通过自我表达来获得别人的关注，并得到其他人的情感支持，比如在媒介发文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赞”。在这个意义上，情动计算是一种对人的估值活动，它将其他人的情感表达进行计算，从而得出个体是否得到其他人的认可、支持和喜爱的估值结果。比如人们通常所谓的“人设”，即通过虚拟网络的信息传播而实现对自我身份的估值塑造。但显而易见的是，对于情感因素的利用并非必然导向一种良好的社会政治生活。情感因素的泛滥往往会对社会生活带来威胁。情动计算发生在个体层面，它通过计算能够精准地操控个体的情感，使情感状态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干预个体的行为。同时，计算逻辑的内化使得个体重新组织自己的情感表达：发布怎样的内容更容易获得别人的喜爱？这些情感因素经过计算后如何转化为可量化的回报？在这里，情动计算化的回报可能是货币形式的，也有可能是情感支持形式的。问题在于，情动的计算化模糊了情感和理性之间的边界，理性的支配形式侵入了情感领域。反过来，情动计算又可能会导向一种非理性的结果。比如，情动计算化的结果将最具感染力和传染力的信息呈现出来，但并不能保证信息本身的真实性，这伤害了公共传播过程中的理性讨论基础。在这里，情动计算化也可能将信息传播变成一个无关事实信息的过程。情动计算也将人们分进不同的“圈子”之中，引导人们发表令人喜爱的言论、做出令人喜爱的举动。但在不同的“圈子”之间，理性讨论的环境和共识前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且，情动计算是否会侵入私人领域并侵害个体层面上一些重要的价值？在大多数情况下，情感是一种个人私密的内在体验，个体不希望轻易外露或受到干预，比如如今时有发生的“网暴现象”，正日益成为公共治理需要面对的难题。因此，最后的问题在于：计算所塑造的情动主体应该怎样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为构建良好秩序的公共治理提供更加有效的方式？基于理性主体的预设，人们对于个体是如何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已经有了相对完备的认识。对于情感因素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理论研究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如何在计算条件下重新分析情感的功能，尤其是情动计算作为主体性治理的新形式，如何影响个体的行为，伴随着大数据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是值得进一步分析和重点关注的议题。

结　语

情感与理性的对立由来已久。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情感和理性是不相容的，而是在现代治理的演进中谈论这两者的关系。传统政治是建立在友爱共同体上的，而现代社会则更加提倡一种理性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近十几年来，以算法为代表的计算技术快速发展，一种计算式　　的技术理性正在成为社会基础性秩序的一部分。在传统观念里，计算是实现理性的重要手段，计算逻辑可以将个体塑造为理性主体。然而，数字时代的现实发展表明，计算活动在一些情况下往往也会导向一种非理性的秩序，使得人类社会陷入了越多的计算反而越不理性的境地。人们对于情感政治的重新重视，是因为当代政治和社会生活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情感化特征，这些在理性的计算秩序下无法得到解释。但实际上，当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情感因素往往并非单独发挥作用，而是与计算秩序相结合。也就是说，是计算秩序吸纳了情感因素，这也体现了它与传统意义上的情感治理的区别。本文在解释计算秩序吸纳情感因素时使用了情动计算而非情感计算的概念，这可能会招致批评，即情动计算似乎天然地包含在情感的计算范畴中，因为情感本身也是动态的，为何还要采用情动的概念？确实，情感计算不仅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在学界也有大量的讨论。但正如前文所表明的，情感计算的对象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一个群体，这使得在治理的微观语境中使用它并不够精确。从性质上看，情感计算更侧重于是一种测量、识别技术，提取可供利用的知识，而这样的知识更多的是供外部治理者所参考使用的。所以，本文的意图并不是想用情动计算来取代情感计算的概念，而是从另一个进路去看待计算秩序对于情感因素的吸纳，这一分析进路是从主体内部展开的。情动是一个与身体和交互高度相关的概念，它能够更加精准地描述交互过程中情感流变以及相应的身体生理反应。基于上述考虑，本文采用了情动计算的概念：一方面强调了情动发生于个体层面，是一个个性化的干预和治理过程，它用情动主体取代了理性主体；另一方面则强调了情动计算是如何通过个体的身体与交互体验从而具体实现的。本文旨在提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观点，即情动计算是能够被个体感知的。本文采取的是一种主体性治理的视角，由于个体会因为计算的结果产生情感上的波动，为了获得更好的情感体验，计算逻辑的内化会驱使个体采取特定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理性主体被情动主体所置换，计算活动就可以调制和引导个体的情感，从而实现相应的治理目标。如果说情感计算可以识别和预测计算时代的人们的行为从而更好的实现对其行为的治理，那么，情动计算则是一种关于主体性治理的新认识，即治理主体如何实现更好的自我治理。也就是说，计算不只是了解人的活动，也是塑造人的活动。同时，情感不再只是测量和计算的对象，而是成为个体计算框架的一部分。情动计算是一个即时性、预期性的过程，情动主体会即时形成情感波动并预期获得更好的情感体验而行动。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更加完整地把握情感因素在计算条件下的功能，也能在微观层面上更好地理解计算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叠加对个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