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快递|李华胤等 :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独特内涵及其意义

摘要: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观点,根植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土壤,与其个人解决实际问题的调查自觉息息相关,既是毛泽东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实践,将调查研究从个人工作方法升华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践方法,使调查研究的实践场景从微观个体拓展到宏观国家。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蕴涵了调查研究的理论依据、方法内涵和操作路径,要从理论维度、方法维度和价值维度等把握其理论实质。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还展示出家国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等理论特质。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高质量推动党的建设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调查研究;群众路线;执政党建设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方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法宝。毛泽东是调查研究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在践行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基本观点的过程中找到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方法,探索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并形成了独特的调查研究思想。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是其一生调查研究实践的凝练和升华,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历史和实践证明,当矛盾和困难越艰巨的时候,就越需要调查研究;当调查研究得到不断重视的时候,各项事业就会迎来新的突破。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因素相互交织,全面深化改革中也有诸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调查研究是寻找解决发展问题之道的根本。2023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强调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内涵、特质及其现实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生成逻辑

思想是实践的总结,也是历史的缩影。毛泽东一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留下了累累硕果,都是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应用的理论成果,又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群众基础的实践成果,还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攻坚克难的方法总结。

(一)根源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主张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仅要求客观地看待事物,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必须基于客观事实和本质规律,而不是基于主观的臆断,而且要求辩证地看待事物,看到事物的发展与变化。马克思认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提到的这些资料既可以是物质形式的文献,也可以是通过实践而获得的信息。文献资料的研究价值固然不可忽视,但从根本上说,文献资料也来源于人们的实践总结,从实践现场取得的资料比文字资料更加直观、更能说明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其中调查研究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人们通过调查研究,可以到达实践现场,了解现实状况,甚至亲身参与到实践中来,获取最真实的信息。因此,通过调查研究获取信息是分析现实问题的前置环节。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调查研究,经常亲自开展调查研究。马克思早在《莱茵报》工作时就卓有成效地开展过调查研究。马克思在1880年4月为法国《社会主义评论》杂志起草的《工人调查表》曾分四个部分列举了近100个问题。《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也是马克思不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过程,他多次到工厂、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恩格斯曾花了21个月的时间前往工厂、矿山进行调查,访谈工人、医生、教师等,最终写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调查研究的经典。可见,调查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根本立场,是唯物主义的基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又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方面,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对调查研究的论述和要求。他要求一切工作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臆想出发。“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经典论断便是毛泽东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好证明。另一方面,毛泽东要求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掌握其思想内核,创造性地提出了“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由此可见,毛泽东确立了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原则——反对本本主义。

同时,毛泽东还对调查研究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剖析。毛泽东认为,只有亲身参加“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才能认识这一事物,理解事物的本质。通过分析人们的“实践—认识—实践”过程可以发现,调查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调查的过程。人们认识的形成受客观环境的影响,特定的环境会形成特定的认识,要形成全面的认识就必须进入不同的环境,形成不同的体验和认识。人们来到实践的现场,看到事物的表象和事物之间外部的、片面的联系,产生感觉和印象。二是认识深化的过程。这些“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经过人们思考,“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 “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 至此形成概念,使感性认识最终跃进到理性认识。三是指导实践的过程。“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毛泽东也曾指出,调查研究的目的在于形成正确的阶级估量,进而制订正确的斗争策略。 可见,调查研究的最终环节并不停留在认识层面,也不满足于取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而是要把握对事物的规律性认识,并指导实践的发展。

毛泽东所坚持和主张的调查研究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反对本本主义”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高度凝练。坚持唯物主义,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基本路线。总之,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实践性的理论特质。

(二)根植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土壤

近代中国经历了沉痛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奋起斗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在此背景下,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农民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农民囿于阶级局限性,难以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自然难以领导革命走向成功。随着西学东渐,各种政治理论逐渐被介绍到中国。在这些理论指导下,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接连而起,却也没有完全实现中国的复兴。历史和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

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既包括革命的客观条件,即生产力的发展,也包括革命的主观条件,即革命阶级力量的形成。 革命要走什么道路,革命道路怎么走,革命道路和谁走……这些问题都受到不同国家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革命,必须把握本国革命的社会历史条件。近代中国革命斗争形势复杂,毛泽东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撰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兴国调查》《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查著作,不仅对中国革命的社会形势进行了整体把握,而且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力量基础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并最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革命的过程是艰难的、曲折的,在革命的过程中要根据革命的阶段性目标不断调整革命的手段和方式,如此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起来的革命力量。如何调整、怎么调整则需要深入的调查研究。例如,在土地制度的问题上,《井冈山土地法》中的部分规定使中间阶级利益受到打击而倒向另一边,导致革命事业受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实地调查,了解土地革命过程中各阶级的革命态度和利益要求,制订出适合根据地土地斗争形势的《兴国土地法》,推动革命向前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要了解中国情况就必须调查研究。

由此可见,调查研究是开展革命斗争的必要环节。只有开展调查研究,才能掌握社会状况、阶级分布、社会利益诉求和革命形势,进而更好地领导和推进革命。革命在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下发生和发展,只有对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有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制定出合乎特定历史社会环境的革命策略。因而,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根植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土壤。调查研究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的重要经验,也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三)着眼于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壮大的群众基础

政党的发展壮大属于政党建设的范畴。政党自建立伊始,就在内需和外压的作用下开展自身建设,可以说“只要有政党存在,就有政党建设”。 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政党的群众建设尤为重要。“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毛泽东看到了调查研究对于政党群众基础建设的重要作用,所以将调查研究思想上升到党的建设层面。政党开展自身建设是政党对内外部政治环境变化所做出的反应。毛泽东曾结合调查研究,对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反思。当时中国共产党各项工作正逐步探索,对国内外形势有了一定把握,但收集到的材料是不全面、不系统的,开展调查研究进行总结势在必行。不仅如此,诞生于复杂社会环境的中国共产党会不断遇到新问题、面临新挑战,必须强化政治形势的洞察力、政治环境的适应力等能力。如果不根据形势变化对党的工作和建设方向进行调整,就会导致党组织僵化,逐渐走向衰落。因此这种能力建设的需求越强烈,就越需要开展调查研究。政党需要通过调查研究分析所处的政治环境,以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据此,毛泽东向全党提议,“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

从组织的角度来说,党员是政党的细胞,党员的形象、素质和能力是政党建设成果的重要体现,也是政党形象、能力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 “运用马克思主义策略”是共产党员的核心能力,这一能力的重要表现就是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展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党性则是党员素质的重要表现。毛泽东将调查研究与党性相关联。不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出发,不去调查研究,仅凭主观想象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方法”,“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换句话说,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实事求是地开展调查研究,才是真正拥有党性的党员。调查研究既是增强党性的重要方法,更是党性的客观行为体现。

(四)生成于个人解决实际问题的调查自觉

调查研究是一种具有个体经验性的行为,毛泽东个人的调查研究经历对其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从解决问题的逻辑环节来说,了解问题和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从个体思维的形成过程来说,一种思想的形成源于其在过去的经验、感悟、心得和教训,是其过去一切相关实践的抽象化。毛泽东在解决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中逐渐形成了调查自觉,这也构成了其调查研究思想的经验基础。

毛泽东的长期调查研究经历赋予了其调查研究思想的丰富性。早在少年时期,毛泽东就与调查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毛泽东在湖南师范学校读书时,曾与几个同学结伴徒步旅行,对当地民生进行考察。“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 早年的民生考察经历锻炼出毛泽东不怕吃苦、肯下基层的行为品性,这种品质是调查研究的基础。1926年,湖南、湖北爆发农村大革命,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然而党内却对农民运动提出了质疑。毛泽东借回乡养病的机会,在湖南湘潭、湘乡等五个县开展调查研究,有力地驳斥了对农民运动的质疑,并对农民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充分论证。正是艰苦卓绝的调查研究经历使毛泽东练就了扎实的调查研究本领,也使毛泽东养成了凡事皆要实事求是、做事必须调查研究的优良工作习惯。在毛泽东的感染和领导下,红军第四军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还把进行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红军政治部制订了详细的调查表,包括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经济生活情况和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等项目。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首先要弄清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然后再提出切合群众需要的口号。” 由此可见,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深深扎根于他个人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习惯,正是这种调查自觉使得调查研究从个人的工作方法上升为全党范围内的工作制度和优良作风。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既是个人工作习惯、思维习惯的结晶,也在全党广泛运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和发展,并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方法。

二、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基本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毛泽东始终面向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内容丰富,我们可以从理论维度、方法维度、价值维度展开分析。

(一)理论维度:在调查研究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他将学风理解为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并深刻地指出学风问题的重要性。“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 一个政党能否引领社会发展,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其指导思想和理论的先进性。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指导作用,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是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基本方法。毛泽东曾记录过自己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程:“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的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来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者只是揭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而非描述中间的细节,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研究和论述中国的革命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直接套用理论。毛泽东认为,要把握基本原理就要“有的放矢”“实事求是”。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看作“矢”,将中国革命看作“的”,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去寻找理论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为了学习理论而空谈理论,将理论与实际割裂开来。“实事求是”则是指通过调查掌握丰富的资料,“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引出正确的结论”。

此外,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发展的实践途径。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永无止境的。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断回答和解决新问题,才能使理论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理论创新必须从实际出发,否则就会形成空洞的理论。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经常开展调查研究,了解时刻变化的实际情况,在调查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检验既有理论,从而推进理论创新。从这一角度来看,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同向而行。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调查研究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之中的重要作用。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指出,许多同志在主观主义作风的影响下,“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既机械僵化地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又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这无疑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的,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因此毛泽东认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 “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由此可见,调查研究不仅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途径。

(二)方法维度:调查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

问题导向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方法论精华。尹世尤认为,“问题是时代内容的展开”。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实践中,一系列问题逐渐浮现,矛盾不断变化发展,毛泽东始终将调查研究作为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重要方法,并对调查研究中的问题导向进行了系统论述。

一是破除了从本本出发的迷信思想。这种迷信思想主要包括迷信上级和迷信书本两个方面。一方面,毛泽东批评唯上级至上的思想。他指出,实际工作者不能因为只是出于“上级领导机关”就认为是正确的,不加思索地执行。在实践中,上级领导机关由于工作经验丰富、关注视野宽阔等因素,一般能对事物产生比较全面的把握,进而指导下级机关工作。然而一项指示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适合于斗争中的客观和主观形势,是否能满足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条件。从现实中看,下级机关更加贴近工作的实际情况,更能把握工作中的细节。因此,实际工作者必须破除这种迷信上级的思想,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工作。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一味地迷信书本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也是不可取的。毛泽东把僵硬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而不考虑客观条件的行为称为“马克思先哲化”。“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才能真正克服和纠正本本主义。

二是以问题为导向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问题,“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他强调,不经调查就对问题做出的判断是不客观的“瞎说”,必然是空洞的且唯心的。在这种判断下做出的决定,要么容易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陷入机会主义的错误;要么容易忽视主客观条件,陷入盲动主义的错误。两种错误都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毛泽东指出,必须通过调查研究,了解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具体而言,他要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解决问题,调查先行;要求理论联系实际,为了解决问题而找理论、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不是为了维护理论地位而幻想实际情况,甚至歪曲实际情况;要求立足中国实际,不能“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 而是要从实际出发,学人之实际所长,为我之实际所用。

三是将调查研究从解决工作问题的直接目的升华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根本目的。毛泽东为调查研究赋予了政治属性,调查研究为阶级斗争、社会建设等提供了决策的信息依据。从实践来看,毛泽东将调查研究的内容分成了两个层次:一种是针对直接现实问题的调查,如对群众生活的调查;另一种是对隐藏在现实问题深处的政治规律、形势变化的调查,例如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借助对不同阶级经济地位、利益诉求的分析,判断各个阶级对待革命的态度,从而把握革命的“敌友”形势。从现实问题到政治规律的跨越是艰难的,必须顺藤摸瓜,抓住贯穿矛盾的主线,形成对问题的整体认识。为此毛泽东指出,调查研究不能“站在山上俯瞰城郭”,那种将关注点放在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上的调查研究是不系统的。因此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要抓住阶级关系这一线索,形成对社会各阶级的整体把握。以此类推,对于其他社会问题,同样要把握问题的核心线索,形成对问题的整体把握。

毛泽东着眼于现实问题,要求树立问题意识,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强调问题、突出问题导向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重要内容。调查研究的出发点是实际问题,通过实地调查发现问题的本质、根源和内在规律等,并进行系统研究,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对策。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是问题导向性、调查性和研究性的统一体。

(三)价值维度:开展以人民为中心的调查研究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主体。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群众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根本来源,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石。政党与群众关系的背后是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决定政党,政党引领社会。”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人民性是其根本性特征。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是党的工作的中心,是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只有围绕人民群众开展工作,才能建立和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以人民群众为价值指向。首先,毛泽东认为,要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群众需要,维护群众根本利益。他强调:“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党对群众情绪、愿望和要求的满足是取得认同和支持的有效手段。毛泽东强调要重视群众问题,不仅要关注土地问题、劳动问题等大事,例如妇女学习犁耙需要有人去教,小孩子读书需要兴办学校等,也要关注柴米油盐等“小事”,例如“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大事小事代表着群众不同层次的需要,不能偏废。大事之“大”在于其关乎群众根本利益,进而影响政治根本,必须谨慎细致;小事之“小”在于与群众息息相关,直接影响群众的生活体验。这就要求必须开展调查研究,才能时刻了解群众需要,为群众的利益需求开展切实有效的工作。

其次,毛泽东认为要通过调查研究认识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组织功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功能。组织功能在于“最大限度地发现、集合、调动各方面社会力量为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目标服务”。然而这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朋友”属于政党要争取、组织的部分,而“敌人”属于政党要斗争、孤立的部分。例如,对于农民阶级,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存在责难,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都抛弃了农民。毛泽东则通过调查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分析,指出农民阶级的革命态度需具体探讨。贫农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至于中农的态度则是“游移的”,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在阶级估量的基础上,党制订出对待不同阶级的策略。政治形势的变化会带来政治目标的改变,政治目标通过切实可行且有效的政策来实现。这就要求必须加强调查研究,调整党的政策主张,从而适应实际情况和政治目标。例如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不同时间段,对待富农的态度是不同的,这些调整都建立在完整的阶级调查基础之上。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党员与群众不断交流沟通,也能够起到政策宣传和组织动员的作用。群众通过党员了解党的任务和主张,了解革命战争的形势,进而拥护革命,响应党的政治号召,从而有利于把群众组织起来。

最后,毛泽东认为要通过调查研究优化党群关系,夯实群众基础。人民群众是政党的生命力所在。脱离了群众,政党也必将走向灭亡。建立团结紧密的党群关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议题。因而,群众工作是党的重要工作,核心的要求就是实地践行群众路线。毛泽东提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工作最核心的要求就是要到实地去,要到群众中去,既要了解群众的想法和需要,也要向群众学习,将群众的先进经验上升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政策,再回到实际中去实施和检验。换句话说,群众工作不是走过场、摆样子,而是要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同群众密切联系,不脱离实际,也不脱离群众。人民群众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根本,也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重要主张。正如毛泽东所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由此可见,人民群众是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调查研究要“为人民服务”。开展调查研究的政治意义就在于了解人民群众“急难愁盼”,密切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调查研究不仅要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还要解决好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在党群关系上,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群众,以人民群众为师,建立起良好的党群互动。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深刻体现了党的群众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群众路线的具体表现。

三、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理论特性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具有特定的时代印记和个人风格。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装,以国家富强、民族独立和人民利益为关切,具有家国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等理论特质。

(一)理论关怀的家国性

所谓“家国性”是指调查研究将家国作为关注对象,将个人所从事的调查研究工作与国家兴亡相联系。家国情怀起源于中国古代士大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与传承,在近代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成为每一位中国人的精神支撑。在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中,家国性是开展调查研究的内生动力。毛泽东心怀国家,关注中国问题,寻找中国道路,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这也是毛泽东始终坚持调查研究的根本动力。

首先,家国性表现为立足国情,心怀中国。正因“心中有国”,才会“眼中有国”。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利益所在和革命态度,满溢着对中国现状的深刻洞察和对中国革命的远见思考。在其他调研论著中,也均体现着他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关怀。其次,家国性表现为以国为家,护根固本。在西学东渐的思潮影响下,许多人认为外国的就是先进的,“言必谈希腊”。毛泽东却指出这种态度“割断历史”“不懂中国”。他指出:“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可见,毛泽东始终怀揣自信,要求大家既要看到外国的优点,也要看到这些经验如何能为中国所用;既要看到现实中国的问题,又要看到这些问题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脉络,还要看到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最后,家国性表现为为国纾难,调查报国。“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任何一个国家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都要求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要求先进的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整合社会成员,取得革命的胜利。如何斗争、怎么斗争、跟谁斗争,都要从实际出发,并落到实际处。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争取革命胜利,坐在屋子里空想是无用的,只有亲身调查研究才能找到革命的力量源泉以及革命的道路。

(二)理论立场的人民性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前者带有很强的政治属性,不同的理论代表不同的政治立场。对理论立场的考察反映着这种理论的存在之根、发展之基。我们看一项理论代表谁的利益,关键要看这项理论为谁说话,为谁谋利。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反映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根本价值取向,具有人民性。调查研究必须为人民服务,相信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维护群众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理论立场。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人民性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态度上的人民性,调查研究要“甘当小学生”。长期以来,“小人物”的作用往往被人们忽视,直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提出后,“小人物”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推动作用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毛泽东主张向“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学习,将他们当作自己的老师,“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二是价值观上的人民性,以调查研究维护人民利益。在根据地建设时期,兴国的同志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 既发动群众为革命战争作出贡献,又良好地保障了群众的经济生活。毛泽东多次前往兴国开展调查、发掘经验,并指导群众变革生产关系,既顺应了革命形势,又实现了群众的需求。可见,调查研究的直接价值在于解决问题,而根本价值在于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三是方法论上的人民性,在调查研究中贯彻群众路线。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与贯彻群众路线在过程上是一致的。二者有很多共同点,都要深入群众,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都要通过研究,分析问题的关键,总结群众的经验;都还要回到群众中,政策的落地要回到群众,群众的意见要反馈给群众,使群众学懂弄通进而坚持下去;更要通过群众的实践,检验工作和意见的正确与否。可见,调查研究离不开群众,群众在哪里,调查研究就要跟到哪里。

(三)理论逻辑的辩证性

辩证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究物质世界和人类思维世界的重要方法。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性的思维特征。从本质上来说,调查就是直接真实地接近于客观物质世界以及人们的物质生活;研究就是人的思维通过辩证思考,使意识不断与客观事物相结合的过程。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物质世界和思维世界进行辩证性认识的过程。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贯彻着辩证性方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案例选取的典型性。毛泽东擅长开展典型调查,《才溪乡调查》《寻乌调查》等均是典型调查。这一方法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从矛盾的特殊性中寻找普遍性规律,进而指导普遍性矛盾的解决。从具体工作上来说,就是抓住有代表性的人、事、物,并亲自、具体地进行调查研究,以取得内在经验。至于如何寻找典型,毛泽东指出:“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 毛泽东选取案例的方法涵盖了事物发展的三种一般化情形,同种类别选取多个案例进行调查,有利于对问题进行全面把握。

其次是分析事物的系统性。毛泽东主张调查研究要“解剖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事物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一个系统性的整体。《寻乌调查》是毛泽东主持的大规模调查之一,历时二十多天,通过解剖寻乌一个县城,就可以了解周遭地区的大致情况。之所以选择在寻乌,除了考虑刚攻破该县城这一因素之外,还考虑到寻乌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掌握了此县的情况就了解了赣南、闽西、粤东三地的情况。同时,寻乌作为县城是城市经济的一个缩影,通过对寻乌商业进行调查即可了解城市商业问题的大概情况,进而制定相应的策略。

再次是调查方法上的对立统一性。由于客观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的和进步的,因而调查研究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 换句话说,现在需要调查研究,未来也需要调查研究,只有持续不断地调查研究才能认识新的事物,产生新的理论。同时,在思考逻辑上要注意分解分析与综合分析的对立统一性,要“特别注意的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 在材料的搜集中,要注意全面性与主要性的对立统一,毛泽东指出:“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

最后是研究判断的辩证性。一方面要求灵活地看待调查材料。“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 所以在实际调查中,毛泽东对于受访者的观点也并非全盘接受,而是主张作“讨论式”的调查,围绕中心问题展开辩论,进而得到全方面的认识。另一方面要求与时俱进地作出判断。客观世界不断向前发展,这也使人要不断关注事物的变化。因此人们不能持着“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 而是要随着事物的变化不断更新自己的认识。为此,毛泽东特别强调:“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四、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现实意义

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仍具有现实价值。继承、弘扬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对于党在新时期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全面把握“两个大局”,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更高质量地推动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一)有助于在“两个结合”的深化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国外形势不断发生新变化,迫切需要我们回答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马克思主义不是一门僵化的理论,是能够与时俱进的发展和进步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必须认识和了解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历史,就必须进行实际调查,进行历史研究。从这个意义上看,开展调查研究是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途径。

调查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推动理论创新。马克思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调查研究大有可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存在着丰富的实践空间。因此,要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就必须着力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切实开展调查研究。

新的时代呼唤理论创新,需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把握社会矛盾的变化发展趋势,这使得调查者能够精准把握时代脉搏,洞察矛盾发展方向,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不仅强调从实践中得到认识,还强调从历史中把握现实,他指出:“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 毛泽东所主张的既注重历史又重视现实的调查研究方法,与“两个结合”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和一致性,有利于从中国实际、中国历史出发,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并在与中国实际、中国历史的结合中发展出时代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有利于始终扎实地走好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要求我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调查研究是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的重要抓手。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求我们必须深入人民群众,关心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了解当前发展所需解决的问题。

践行调查研究是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有效举措。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 在实际工作中,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一直是影响党群关系的一道障碍,根本原因在于部分党员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践行调查研究意味着调查者要和群众深入沟通,关注群众的需要,解决群众的问题。如果党员与群众沟通不好,了解不到基层真实的情况和群众的需要,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就要面对来自群众的“问责”。在这种压力下,领导干部须尽心尽力开展调查,克服“形式主义”的作风。同时,调查研究还要求党员干部保持“小学生”态度,尊重、学习并运用群众智慧,克服官僚主义。党员干部只有保持“小学生”的态度,放下“老爷”架子,以人民为师,才能真正了解到社会正在发生什么。也只有以人民为师,才能了解到人民群众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智慧,并将群众的智慧成果回馈给群众。如何通过有效的调查研究践行群众路线,毛泽东还指出了切实可行的“调查技术路线”,具体如“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调查会到些什么人”,“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身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 这些调查研究的原则、方法、技术、手段等是党员干部拿来直接可用的科学方法。

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紧密联系,并贯穿于群众路线的全过程。只有以人民为中心开展调查研究,才能走好党的群众路线,进而保持好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深入践行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不仅有利于新时代高质量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以调查研究之风推进党的作风建设,而且能够为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奠定实践基础。

(三)有助于更高质量地推动党的建设

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历史。调查研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制度。调查研究的工作制度建设也一直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正因如此,2023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这一方案强调了调查研究工作对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性。调查研究与党的建设是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在党的建设内容中,调查研究工作是一项必要且重要的工作。落实调查研究工作可以更加从容地应对长期执政、深化改革开放等考验,可以更加敏锐地察觉精神懈怠、脱离群众等风险。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将调查研究视为党的工作的重要内容,将调查研究政治化、组织化、制度化,对党的建设具有深远意义。在传承中运用好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有助于更高质量地推进党的建设,以调查研究能力增强执政能力,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一是用正确决策巩固执政基础,推动党的政治建设。“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 调查研究能够提高党的预测能力和决策能力,使其更加敏锐地察觉外界形势的变化,并及时做出正确的反应,调整治国之策。二是用科学理论武装党员干部,推动党的思想建设。党性作为一种党员素质的体现,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锻炼和强化。在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党员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解决实际问题,用调查研究成果不断纠正自身可能存在的主观主义或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千千万万的党员都要通过调查研究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素养,提高思想水平,进而形成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提高党员干部履职本领,推动党的思想建设。三是用调查研究的实际行动紧密党群关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在调查研究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中联系群众、团结群众和服务群众,是夯实党的群众根基的重要手段。调查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密切党群关系的过程。例如寻乌调查旧址真实还原了毛泽东当年的调查场景:毛泽东背对门口而坐,直接面对满屋群众,与群众是一种彼此信任、相互联系的关系场景。此外,毛泽东提出调查研究“要亲身出马”“要自己做记录”等要求,也说明了调查研究是拉近党群关系的有力手段。四是在调查研究中接续优良传统,推动党的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形成了包括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等在内的诸多优良作风。一项好的调查研究是关心群众生活的,是从实际问题出发的,是不论艰难险阻也要解决问题的,调查研究之风是这些优良作风的高度凝练。毛泽东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可见,调查研究是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载体。

来源《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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